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了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中國恥辱世紀，戰後接著爆發國共內戰，以一九四九年中共拿下江山作結。在這恥辱的百年間，中國在地緣政治、經濟方面經歷了世界史上最劇烈的反轉之一。
鴉片戰爭後，清廷竭力欲弄清楚如何與西方交往、如何發展本國工業、如何改革國內治理。但就在外商和外國文化在中國，尤其在通商口岸和追求工業化的區域，站穩腳跟時，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因為清朝內部的分裂對立和既得官僚利益集團的掣肘，更別提因為中國長期王朝傳統的惰性，而放慢腳步。十九世紀後期，清朝財政已危危顫顫，就要破產，原因出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和其他民亂的高昂支出和高昂的對外賠款。中國南部、中部則因這些民亂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一八五○～一八六四）。
住在英美世界的海外華人，在晚清歷史上，並非扮演跑龍套的角色。出洋淘金者是最早親身體驗西方世界的中國人之一。他們於十九世紀後期參與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亞的淘金熱，二十世紀初期重振南非的產金業，係使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關係改頭換面的長距離遷徙和全球貿易新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和美國陸續以黃金的力量為基礎稱霸全球金融，而華人金礦工是英美這番成就的功臣之一。他們的貢獻讓人倍覺反諷。在某個層面上，淘金熱在物質上和象徵意義上都強化了全球經濟往以黃金為基礎的貿易和投資的轉變，從而使中國處於不利境地。在另一個層面上，華人在金礦區和其他產業裡工作一事，帶來種族衝突和種族歧視、暴力，最終催生出不讓華人入境、取得公民身分的政策，而這些政策也使中國陷入不利境地。排華既未直接導致西方的崛起，也未直接導致中國的衰落，但那是使英美移民民族主義占上風並造成中國在諸多方面受壓迫的諸多政策之一。此外，排華法在十九世紀中國歷史上大受看重，因為它們，連同不平等條約，係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最有力的恥辱象徵。
但如果說海外華人受到歐美社會鄙視和邊緣化，他們也是知識和資源輸入其老家城鎮和地區的管道。他們打造出遍及整個太平洋的稠密網絡——遷徙網、商業網、政治網——而這些網絡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新興民族主義誕生的功臣。拒買美貨運動體現了這股把海外僑民和中國境內都市中產階級連在一塊、把排華法的不公不義和中國的國力衰弱掛鉤的民族意識。
清朝財政拮据且受到峻拒改革的官僚體系拖累，但面對外人的侵犯和氣勢洶洶的進逼，的確竭力申明其獨立自主地位。中國拒絕採金匯兌本位制；中國不是殖民地，與印度或菲律賓不同，這點很重要。在印度或菲律賓，帝國主義專斷施行貨幣政策，從中表明它們是宗主國的附屬地。清朝外交官出手保護在海外居住、工作的華商、華工，使其免遭歧視和惡待，儘管並非總是能如願。歐美的侵犯已令中國人極反感；日本人則可以說更加貪婪，奪走臺灣，為拿下長年為中國藩屬的朝鮮而開戰，把勢力伸入中國東北。一九○○至一九○一年爆發義和團之亂，中國情勢更加危急。這場農民叛亂爆發於華北，矛頭指向外國傳教士，使清廷內部分裂，導致西方列強和日本派兵進入北京，招來又一批的賠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