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這些拆除行動中，居民抱持不同態度，林嘉男教授提到，如漁人部落的態度較為正面，而朗島、東清部落的居民感到負面，甚至對拆除行為下詛咒，表達強烈反對，至今仍有當事人為此感到非常痛心。
「除了海砂屋問題，達悟人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並不符合現代式家屋空間。」林嘉男教授舉例，在達悟族傳統文化裡，家屋裡是沒有廁所的，廁所會被設置在戶外、部落裡某個鄰近溪流、水源的公共區域。「民國 50、60 年代裡，物質、生活習慣處在衝突及轉換期中，強行以現代化房屋介入，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入侵、壓制，在沒有任何緩衝、轉換空間裡直接進行取代，導致後續延伸許多問題。」林嘉男教授坦言，政府長期忽視這些海砂屋國宅的問題，一直到民國84至 88 年宋楚瑜擔任省長時期，才以特別專款編列每戶新台幣 45 萬元的補助款，讓蘭嶼的每一戶再次進行家屋改建。
一路「開外掛」的蘭嶼，備受關注
「在蘭嶼有一項特別的歷史脈絡，來自於『威權體制』的軍事統治，在民國41年台灣實行威權統治開始，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稱為警總），在蘭嶼成立了蘭嶼指揮部。」林嘉男教授進一步提到，在戒嚴時期山地雖會進行特別控制，但由於蘭嶼相對特殊，因海防需求，特別派駐軍隊，並設置蘭嶼指揮部；此外，蘭嶼也設置「退輔會農場」，這個農場性質與台灣本島如武陵農場、福壽農場、清境農場等退伍軍人就業安置不同。蘭嶼退輔會農場本質上更像是勞動改造，這些農場場員多半為顛覆國家政權疑慮或犯罪、犯錯的公務員；在民國 44年當時的警總也將台灣重大刑犯，如殺人放火、強盜擄人等刑事犯移入蘭嶼，增設警備總部職訓二總隊，從事勞役工作，如修路等，將這群犯人稱為「職訓隊隊員」。
在民國 48 年後，蘭嶼除了原居於此的達悟族人外，更充斥著軍人、農場場員以及這群受監管的「職訓隊隊員」，加起來將近一千多人。「因此，真正管理蘭嶼局勢發展的是蘭嶼指揮部的指揮官，而前述提到的『壓力』，就是來自於蘭嶼島上的控制力量。」林嘉男教授坦言，蘭嶼就是一座沒有圍籬的監獄，而達悟人長期與犯人、軍人及異端份子居住一起，對他們來說習以為常，也無法抹除這群人的存在，更知道自己沒有太多的反抗、反制能力，而拆除家屋，則是涵蓋了許多複雜、糾結的因素，是自願但迫於無奈。
「在全台一體適用的政策裡，只要到了蘭嶼就會長得不一樣，明明全台都有傳統家屋現代化政策，但到了蘭嶼就會是全面性的拆除；又或全台皆有退輔會農場，但蘭嶼的性質就和其他退輔會農場不同。而蘭嶼的特殊性高，有3個不可控的因素強化他的特殊性存在。」林嘉男教授表示，第一，山地原住民，由於是非主流社會，因此當時統治者認為較可以犧牲；其二，離島，相對於台灣本島，距離較遠，較無直接影響；第三，軍事管制，一條鞭的控制模式，執行各種政策較為有效，他認為，這3個因素是在做完研究調查後的推論，不論是傳統家屋拆除、核廢料儲存場址選址等，所有巧合都發生在上述的3個關鍵因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