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資本主義新階段」，薩森是這麼描述的
我主張，眼下正在成形的，與其說是掠奪成性的菁英階層，不如說是掠奪性的「形構」（predatory “formations”）；此形構雜糅了菁英與系統能力（systemic capacities），以金融為關鍵推手（key enabler），向財富的劇烈集中推進。
這一個使「全球企業增能（empowerment）到使在地民主衰退」的形構，其形成的力量，跨越了過去我們概念的邊界，「貫串本書的一道提問是，書中所討論的各式各樣案例──不受限於慣見的劃分，如城市與鄉村、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Global North versus Global South）、東方與西方等等……」，薩森認為，系統動力運作於「更為隱蔽、地下（subterranean）的層次」，「當我們的思考倚賴慣常的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標記，便很難察見」。
概念的地下性
「非單純設想成一群有力的個人與公司下了決定，而使全世界的人與地方承受重大的苦果」。在書中，她所做的是「努力探究是否有別的動力在運作著」，對這種仍「未能覺察如何橫越邊界」種種力量，薩森認為，「複雜」本身就是現今世界情勢的一部分，因此，她以「概念的地下性」稱之。
或許因為這些力量是如此複雜而隱匿，薩森並未使用「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等概念，來描述這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書中所指出關鍵轉折的一九八〇年代，剛剛好也就是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橫掃全球的年代，薩森所指出這個時期若干的重要工具，如擴大公營事業私有化、外包、金融資本取得全球性的宰制地位、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主導世界各國的結構調整……等，也均為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特色。
此外，則是帝國主義的概念，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藉著對全球油源的控制與美元本位體系，形成全球金融秩序，再以控制世銀、IMF與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全球經貿的制高點，藉著遍布全球的軍事力量，掃除障礙，建立依附帝國秩序的各國政權，這種「單一霸權中心」的戰略，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及意識形態相互為用，構成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全球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
的確，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上述秩序產生了劇烈的動搖，冷戰體系結束，蘇聯瓦解，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WTO在一九九五年成立伊始，以全球為範圍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受阻，決定了其失敗的命運，全球化裂解為區域體系間，資本與國家既聯合又鬥爭的體系，「單一」的帝國秩序，遭受強烈的挑戰。我們如何看待這種對抗？好比說，在本書裡全球重要的土地掠奪者的中國，同時扮演帝國與帝國秩序的挑戰者的角色，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同時又有全球產業鍊末端、依附發展的特質，以及部分社會主義的殘餘。對於薩森來說，這個剛好迎上這個「資本主義新階段」才發展起來的國家，幾乎就注定了經濟的繁榮，只會導致財富的集中，而難以分潤、形成廣大的「中產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