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唯有敘事能產生意義、價值、理念和身份，以至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架構，連帶馬克思的上下層社會經濟結構論（base and superstructure），大概應該要重寫一遍。語言和概念不再是經濟生產關係的產物，不再是單純服務於當前的主流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反倒是社會關係之根本，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可能的先決條件。但我不是想重繪某種固定的歷史結構，因為這不過重覆著上述殖民系統思想的操作。反而令我感興趣的是這意義生產之意義。甚至可以說，只有當出現了敘事，人類才真的擁有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不是人類發明了敘事，而是敘事創造了「人類」。
當然，這種黑格爾主義式的意識歷史辯證過程，很可能被視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因為看似只有人類才能站在這意識階梯的高位，宛如阿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只有人作為政治和懂得運用言語的動物，是存活在天神與萬物之間。但溫特提醒我們，生物性也不過是敘事的結果，因此批判敘事也可跳出科學界對於物種邊界的牢牢劃分，改從物之集結性（assemblage）理解人理解自然、肉身跟技術物的混合體（cyborg），超越物種邊界和人的固定本質。若然如此，敘事來產生的關係網絡和意義，正是冰冷宇宙間的點點溫情暖意。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使得生者與死者得以在美學世界連結，在敘事的意義王國之中，生者和死者共同組成一個新的共同體，這便是身份和公共記憶的形成。對我來說，這才是離散政治思想的福音。
曾經歷「7．21」香港元朗黑暴事件，如今已離我們而去的前記者柳俊江（1981-2024）在書中寫道，「遺忘，不一定是自然現象。因為時間，記憶消退。因為創傷，選擇忘記。因為謊言，焦點模糊。因為利益，竄改歷史」。記憶和真相是長期的道德戰場，是群體和個人身份與主體性的永恆鬥爭，更是社會變革與否的希望所在。
換句話說，敘事並非單純是自由表達意見的表現，同時社會敘事也不一定盛載著自由多元之主體特質，也能被國家與資本力量馴化，變成意識形態工具。因此，強調意義生產的多元需要根本地抗拒著殖民性的人類中心觀，或者以宰制為核心的自然觀與主權中心觀，並通過敘事和再生產敘事來不斷重塑記憶和身份，從而帶來新的社會關係的想像和可能，新的自然—人—技術世界的意義網。比起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觀，即通過理性和語言述說價值、或者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視行動和創造作為體現人的平等的最重要條件，我認為敘事作為言說和行動，才是更為根本的倫理關係。這也算是和應著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倫理作為第一哲學」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