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尚屬被排斥在學界之外的異類，有主編約稿，何樂而不為。教書之餘，遂全力投入古代才女軼事及相關詩詞作品的研讀。經此一番應急補習，在次年的叢書作者討論會上，我暢談自己的構思，最後確定書稿標題為《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所納入論述的內容並不限於才女的作品，也檢討了大量男性作者有關女性的書寫。書稿寫得快也出得快，曾被槍斃的「艷情詩」小題目終得以起死回生，升級為一部貫串性別論述的詩詞研究專著。在此後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持續參與李小江主導的婦女研究，先是接下了她的《第二性》中譯稿部分篇章，完成了該書第十章「五位作家筆下的女人神話」。接著又參與她主導的另一叢書，完成了題為《女權主義與文學》的小冊子。與此同時，還接受另一位出版策劃人的稿約和資助，完成了一部題曰《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稿。就在這古今中外兩頭補習，分別應景的形勢下，我算是摸索著運用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重返古典文學研究的園地。
《風騷與艷情》出版後，國內學界並無明顯的正面反應，反被該書出版社所在地河南省的公安望文生義，列入了掃黃書目。此輩只知把「風騷」一詞與「風騷娘們」掛鉤，卻不知「風」是指《國風》，「騷」是指《離騷》，兩字合為一專有名詞，泛稱古代文學中的風騷傳統。乍聞出版社編輯告知此鬧劇，我只有滿懷荒誕感，無奈苦笑而已。
身為理工科大學的語文教師，在交大工作期間，我從未受邀參加國內有關古代文學的學術會議。一九九三年暑期，我初次參加的此類學術研討會是在耶魯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孫康宜教授曾列《風騷與艷情》為其明清婦女文學討論課的參考書目，我因此而得以榮獲大會邀請。接到通知時，我正在披覽史震林的《西青散記》。為參加這次議題為「明清婦女與文學」的會議，我又是經一番應急補習，就書中有關雙卿其人其作所涉及的問題趕寫了一篇會議論文，題曰〈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此文在會上宣讀後，給與會諸人及本系教授稍留下可嘉印象。次年春，該系急需聘用一中文教師，區區在下，遂得以應聘耶魯，前往東亞系教起中文。
我在耶魯教中文十八年，教學生話國語認漢字是我的專業，課餘編教材算我的業績。再加上課程繁多，得耐心摸索對外漢語教學的方法，從此便與古典文學，乃至西方現代批評理論，全都日漸拉遠了距離。
身在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世界，發言可無所顧忌，著述可獨出心裁，我既已託身筆墨生涯，自當抓緊命運所賜的良機。對我來話，守住這穩定的職業，能維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本已心滿意足。學院學術的成績和名分，實於我無關緊要。竊以為，真正要緊的是，應趁自己還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爭取多發表在中共極權下不許話，不許寫，話了和寫了會獲罪的言論和文字。我自思自忖，既已揹上反動罪名，索性就正經八百地反動出個名堂來。「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沉吟著這首唐詩，我毅然決定，磨礪批判的筆鋒，此其時矣！我從此立志，把寫作重點對準中共的罪惡和謬話，寫起了批共評毛的短評長論。移居美國近三十年，我批共評毛的文集和專著已在港台出版多種，遇到相關的會議邀請，我總是踴躍參與，哪怕會因此而付出返大陸探親遭遇麻煩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