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後重新興起的民主理念，基本上認為政府是由人民選出的少數菁英組成，這些被選出來出任官職的人，是獲得人民的授權來管理公共事務，而渠等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應以謀全民有共識的福祉為依歸。簡單的說現代民主社會裡，個人和國家間的關係是委託性質的契約關係，人民藉由選舉將公共事務的管理委由少數菁英組成政府來執行，表現好的可繼續執政，表現不好的定期或隨時就可換手；因此在民主國家裡人民是主人，政府是我們僱來管理公共事務的機關，既然政府是公僕依我們的意旨換來換去，那政府怎麼會是「巢」或是「皮」呢？正確地理解應是自己的家才是皮或是巢，而毛卵應指被你扶養的未成年人。
西方民主的運作經過幾百年來的演變，已有超越國界限制的許多發展，以老牌的歐洲民主為例，歐盟27個會員國的人民，如今已不限於在自己的國家行使參政權而已，他們可用歐洲公民的身份周遊列國，自由地在各會員國內工作和居住並得參與駐地國的地方選舉；進一步說，當今民主國家的人民已有權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國家居住，就像你買房買地一樣，只不過有錢或有專業能力的菁英比較容易隨時入籍他國罷了。此外，跨國企業或是國際間專業性、功能性的非政府組織興起，也對傳統的國家疆域或主權形成強烈的挑戰。
因此，在民主國家裡人民和國家間的關係已有相當大的變化，人民的自主性大幅度地提升，自然人或法人常在不同的國家間趴趴走；而各國政府則不時要面對他國搶奪己國菁英的局面，也不停地要因應來自國內外組織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在菁英爭奪戰中，不擇手段的政府往往會對有興趣的菁英直接施予小惠，至於正派經營者則需設法營造出良好的財稅環境，提升政府的效能，減少干預人民的生活，俾讓人民能自由地揮灑自己的生命，追求自己認同的幸福；而為因應來自國際組織的政策建議，或甚至是法律訴訟，各民主國家往往也得以順應國際潮流的開放態度來面對這些挑戰。
台灣因獨特的政治局勢，使得台灣人在面臨國家選擇時，多了一個其他民主國家沒有的選項。目前台灣至少有50萬人具有選擇成為美國或歐洲人的實力；但是其他的台灣人最不濟也可回歸為中國人，因為對岸朝思暮想地歡迎台灣同胞投靠祖國，據了解跑得快的人還有早鳥優惠。鑒於中國有的是人，我覺得習近平心目中真正想要的是台灣這塊地，而不是人。有趣的是台灣在大家隨時可以選擇成為他國國民的情況下，並沒有分崩離析；大家每天吵吵鬧鬧地過日子，媒體每天津津樂道地對政府施政指指點點，許多人寧可選擇走向街頭叫囂抗議，也不願拂袖而去地投入他國懷抱。事實上許多旅居海外的台灣人不管是鮭魚似的返鄉也好，落葉想歸根也好，陸續回台定居的人日益增多，為什麼大家要留在台灣一起廝守呢？
以我派駐海外20多年的親身經驗和觀察，我可以提供一種看法供大家參考：中華民族在經歷五千多年帝制文化仍執迷不悟時，老天竟陰錯陽差地在台灣播下民主的種子，這種子在先聖先賢奮不顧身地努力灌溉下，台灣蛻變成具有法治文明的芻型，接著再經過幾波學生運動後，大家普遍地體認到台灣確已徹底地實踐民主法治，不會走回原有的父權社會，因而可以放心地在此追求幸福快樂，不必移居到說外文的地方孤軍地奮鬥好幾代，所以旅居海外的台灣人不論老少，大家都喜歡回到台灣居住，想在這裡創造屬於自己的文明社會。
然近幾年來中國快速地崛起後，讓幸福快樂的台灣蒙上一層陰影。在強敵無所不用其極的虎視下，我覺得台灣人應儘早認清中國政府無法給我們想要過的生活，我們好不容易甩開和習近平同一模式的兩蔣統治，如今千萬不能因傳統迷思而助紂為虐。我認為面對強大惡意的中國，台灣人應冷靜地憑著理性和善念相互幫助，深耕自己的地方並強化經濟發展，同時我們應堅持民主法治的價值，一方面可藉此結合國際間志同道合的國家或組織來對抗鴨霸勢力；另一方面秉持著理性善念的話，則會讓我們心定地靜觀其變，等待柳暗花明的到來。
＊作者為駐荷蘭經濟組組長沈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