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雙十國慶假期看了一下1911年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創建與1949年國共內戰這兩個巨變的年頭一些先賢學人的抉擇，有一些歷史上的教訓值得思考：
董顯光在1913年春由美返國途中在東京轉搭「長崎丸」遠洋輪，在這艘船上巧遇孫中山先生，他以美國記者身分，對孫先生進行專訪，這篇報導在紐約《獨立》雜誌刊出。孫先生求才若渴，與董顯光談話後，非常欣賞他的才幹，推薦董出任上海《中國共和報》(China Republican)副編輯。這一年（1913年）3月21日夜，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欲北上和袁世凱會面時遭到暗殺，次日身亡。董顯光顧不了自己方才動過手術，就回到《中國共和報》立即參與報導，揭露袁世凱指使親信國務總理趙秉鈞派兇手行刺宋教仁真相，激起了革命志士反袁護國二次革命的火花。
孫先生十次革命，追求的是中國的獨立自由與民主，可是他也意識到光是他一個人是做不來此事，他需要的是人才與宣傳。董顯光在1909年赴美留學，求學期間兼任美國《獨立》（The Independent）雜誌特約書評撰稿人，曾於紐約成功地採訪過羅斯福總統，1913年春接獲家書獲悉母親病危，因此放棄碩士學位。兩人巧遇在回中國的船上，長談與專訪中讓他們惺惺相惜，要為新生的中華民國做一些事。
他們當年的抉擇也決定了自己個人後來的命運與發展，在中華民國剛誕生而不穩的步中，分別扮演著父親與真相報導者的角色；不像袁世凱等軍閥還想著建立自己的帝國大夢，帶給人民更多的災難與不安。
1949年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不少學人紛紛南下，春夏之間，徐復觀、牟宗三、錢穆、張北海等人皆先後赴黃艮庸祖居觀海樓探訪熊十力先生。面對來訪的友人與學生，這位哲學大師一直都沒有明白表示是否要離開廣州。
唐君毅南下時同行的有錢穆，唐先生在日記5月7日寫著，「上午上課一時乃入城，與黃艮庸、宗三、二妹等同至熊先生處，距廣州市五十里。」別後，牟先生選擇了在6月1日從廣州啟程隻身渡海到台灣，暫住於徐復觀創辦的《民主論壇》台北分社。唐先生則選擇在6月7日與二妹等人搭船到香港，與錢穆、張丕介等諸先生籌辦新亞書院。
在和熊先生見面時牟先生曾與友人黃艮庸有一段對話，這段話也透脫出牟先生在當時世局動亂中對於自己性命貞定與舉止的把握。
黃艮庸：將何往？
牟宗三：去台灣。
黃：去則不得復返矣。
牟：未必然。且得返不得返，亦非吾所在意。
牟先生在這段談話中有段自己的說法，「從此以後，浪跡天涯。反正地球是圓的，只有前進，決無後退之理。只要有自由生存空間，吾即有立足地。吾之生命依據不在現實。現實一無所有矣。試看國在那裡？家在那裡？吾所依據者華族之文化生命，孔孟之文化理想耳。幸而有台灣一生存空間。」
當年5月7日的師生相聚別後，各分東西，在唐先生所說的「中華民族花果飄零」時代，熊先生選擇了留在大陸，他曾向毛澤東多次「書諫」皆石沉大海；而在北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老毛進場時，眾人爭相起立鼓掌時，獨熊先生一人安坐椅上，大有「說大人則藐之」之勢，敢與當道據理力爭；晚年在面對文革紅小將的威逼羞辱，就是死而不屈。中共建政後，熊先生無法再登壇授課，就閉門著書，中共當局根本不敢也嚴禁出他的書，他還是繼續寫下去直到過世，堅持他從1949年的抉擇。
熊先生先弟子唐、牟與徐等先生在港台開啟新儒家的大旗，在花果飄零時代中，一無所有的情況，「靈根自植」，重新樹立華族文化與孔孟之文化理想。同樣堅持了他們在1949年時他們各自的抉擇。師徒各自的堅持也樹立了不同的典範。
讀著先賢的抉擇，再讀蔡總統的民國106年雙十國慶演講，無論是否有再多的善意釋放給大陸或在野黨；無論是否有改革的決心而想向全民宣誓會讓台灣更好，這些都是就現實而論現實，真正的國在哪裡？家又在哪裡？沒有華族文化的依歸，沒有靈根自植的覺悟與新文化建設，蔡總統所談的願景終究像總統府上空的彩虹，美是美，最後依舊是一場空啊！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