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自約三十年前起擔任法扶義工以來，所看到的誹謗訴訟，絕大部分都是公共人物勝訴媒體，而一般私人幾乎全部敗訴。一般私人行為鮮少與公益連結，多是私德名譽受損，即使經由其他訴訟證明所為清白，許多無關的個人隱私已被攤開霸凌、甚至連累家人與服務機構，慘遭巨大的冤枉與傷痛，但對上大媒體一定敗訴。
臺灣過去的誹謗訴訟「實務」，常與立法旨意與現代法學思想背道而馳，其原因至少有二。
第一個就是大法官會議（現在稱憲法法庭）《釋字第509號》創造之「主觀確信」，亦即媒體「相信有，就可以散布於眾」。而到底什麼是「確信」，始終沒有定義。
第二個則是法扶界大老K律師的長期觀察所得，判案者存在拉攏大媒體的心理。甚至還有不少「演技派」法官，會在庭上罵媒體代表人，並對一般私人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但判決一出來，卻是與庭上「氛圍」相反的《釋字第509號》，甚至加一句：「為更高的新聞自由，個人的權益不得不退讓」。
確信不得為聽說●散布個資已犯罪
可能基於司法文化與倫理，這次周玉蔻案判決在行文意涵中，以微言大義的策略，展現了幾項重大啟示，其一為《釋字第509號》創造之「主觀確信」，建立合理範圍，即不得為「聽說」，僅稱聽證人戴芝蕙說，不構成「合理查證」，況且戴芝蕙否認有此說。當前國際法律的判準，是物證重於人證，晶華酒店並沒有訂房記錄，既然無房，更不可能「滾床單」了。合理查證，應有物證。
其二為「檢察官與媒體聯合不當行為」之犯罪法源，預指方向。判決內容偏重誹謗罪，但判決結論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很有深意，因為加重誹謗罪也可以判到2年徒刑，并非只為刑期考量。而是為誹謗「散布於眾」的內容，作更現代化的補強。裁判書上說：「所示張淑娟姓名、婚姻、職業、社會活動及照片等個人資料」，即散布「非法利用之個資」即已構成犯罪行為。
「政商法媒裙」利益集團是個客觀存在事實，作者深入研究過的「北檢 L 女檢偽造筆錄案」就是個明確例證，在「柯建銘關說集團」與「打擊司法改革」中擔任急先鋒的 L女檢，也與勒索集團配合，偽造沒有犯罪時間地點，也沒有犯罪事實，只有勒索集團者的推測，再偽造被告自白認罪，將無辜者起訴。
勒索集團向無辜者要求巨額和解金，否則就送配合的媒體「散布於眾，指摘傳述」。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認了，並留下「寧可被勒索，絕不上法院」的名言。
另一位公司的主管不願屈服，結果被惡整了10年，雖然最後獲得清白，此謠言已使他喪失了公司併購的機會，身心受創的損失更大。但後續的媒體誹謗案中，媒體卻以不實報導來自L 檢察官，抗辯成功。周玉蔻案啟示，由於起訴書上不會有當事人「職業、社會活動及照片等個人資料」，媒體未來若自己添加個人資訊，也會成為犯罪證據。（請參見本專欄《司法冤假錯，革命不可、維新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