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勢璋指出，台灣菸品稅捐是採「從量課徵」，就是每千支或每公斤課一定稅捐金額，「那等於是買越貴的菸，其實負擔的成本越小。」同時，他也指出，在經過COVID-19疫情後全球通貨膨脹，國內菸稅、菸捐都沒有調，但是菸價上漲，菸商在價格上反應菸品成本，而菸捐作為菸害預防的公共支出，在成本上也會增加，「是不是應該要適當的調整。」
對於菸品稅捐的調整，黃勢璋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建議菸品稅捐應佔菸價比的2/3至4/5，WHO則認為不應低於75%，而台灣目前菸品稅捐約佔價格的50-60%。他表示，台灣可以參考國際組織建議的稅率，但同時也應該要透過國內的研究，從公衛、財政和經濟的角度上找出適合台灣的「最適稅率」，來達到菸害防制和課徵稅捐的目標。
黃勢璋建議，政府在應該調整菸品稅捐時，應該同時考量「稅和捐」的層面，對於政府單位來說兩者的主管機關不同，「要不然今天衛福部菸捐調漲了，接下來換財政部又要調菸稅」，但對於民眾來說，無論是稅或捐都是要繳給政府，「不應該只從菸捐的角度去考量，也要協同相關的財政單位去做同步的檢討。」
同時，黃勢璋也建議，可以參考英國、法國等其他國家的稅捐制度，將菸品稅捐改採「從價課徵」並且建立「自動調整機制」，即稅捐佔菸品價格的一定比例，並且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或是零售物價指數（RPI）自動調整，即便未來菸商調漲菸價，「政府也不用再煩惱要去調升多少的稅、調升多少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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