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大學生之中，許多人在全共鬥運動開始之前，都如重信房子般參加了義工活動。一九四七年出生，參加了東大全共鬥的小阪修平，在二〇〇六年的回憶錄中提及「我在高中前毫無自覺地接受升學考試體制」的「內疚意識」，說明了參加全共鬥運動前曾參與的活動：
「有一個名為睦鄰（settlement）的社團，相當於今日所說的義工活動，是照顧貧寒家庭子弟學習的活動。參與活動的背後動機，說誇張點就是隱於內心深層的贖罪意識。自己能在社會菁英的軌道上邁進，或許就是以貧寒人家為墊腳石的罪惡感，而讓我產生這種想法的，就是戰後民主主義中的平等主義。」
對接受戰後和平教育的青年們而言，日本支持越戰，整個社會因越戰特需而繁榮，又與升學競爭中取勝進入大學的自己形成相同的「加害者」情結，兩者相互疊加。
為了擺脫這種罪惡感，除參加反戰活動之外別無他法。東京越平聯的機關報《越平聯新聞》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號中，刊登了篇名為〈對不起越南人〉的女高中生投書，文中寫道：「考慮到日本的景氣上升是因越戰特需的緣故，我就覺得自己是吸越南人的血而活著，不知道該如何向越南人道歉才好。如果要我說向越南人道歉的方法，那就是反戰運動，別無他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京都越平聯的機關報《越南通信》上，某個青年如此寫道：「越南人民不屈不撓的奮鬥，把『人究竟為了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捅到我們所有人的面前。」「我們難道不該知恥嗎？對於只能靠著越南人的戰鬥才能喚醒自己的良知，以及除了自我滿足之外什麼也達成不了的自己。」
越平聯採取的是非暴力的運動，但學生們罪責感越是深重，就有不斷與機動隊發生衝突、從事過激行為的傾向。對於這種將罪責感轉化成過激行動的心情，當時深受學生歡迎的《朝日Journal》週刊雜誌的年輕記者，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川本三郎在一九八八年的回憶錄如此說明：
……當時日本的反越戰運動不由分說地帶有一種「內疚感」。日本人既無法站在受害者越南人的立場上，當然也不與加害者美國一方同夥。對美軍提出「反對越戰！」時，反倒出現「既然不是當事者不要多嘴」、「不知徵兵制恐怖的日本人別對我們指手畫腳」等等回應。……
在今天，回想當年時屢屢會美化地說「六〇年代尚存正義」，但這樣的說法恐怕是錯的。我們確實打從心底反對越戰，但同時也對身在安全之處反對戰爭這種「正義」，感到厭惡與內疚。……
今天回想起來，〔赤軍派等〕會傾向這類激進的行動，大概也是因為帶著「無法忍受世界各地都在發生戰爭，我們卻在安全地帶和平地過生活」的內疚感爆發，因而焦躁不已吧。「他們面對非生即死的危機，然而我們卻處在和平之中。」為了斬斷這種內疚，只能一頭栽入激進的行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