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當時的年輕人抱持著「大人們說的跟做的不一樣」的心情，他們享受著經濟高度成長的「和平」與「繁榮」，意識到自己是「加害者」，因此很容易為了達成言行一致，而走上激進的直接行動一途。
從這種背景出發，全共鬥運動中很流行「自我否定」這個詞彙。此前的左翼運動中也有「自我變革」的用語，這指的是意識到自身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並投入到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義事業。但全共鬥運動中提倡的「自我否定」，性質上與左翼運動的「自我變革」有所不同。
某全共鬥運動的前運動者於二〇〇三年如此敘述：「〔全共鬥〕不再是我們仗著無可非議的正義，批判邪惡的體制和權力，進行改革的運動。因為我們的『日常性』恰恰支撐著這種不當的體制，所以要改變體制，就得改變自我，兩者合而為一，我們必須以這種方式展開戰鬥。」
身為升學競爭中的「勝利組」，未來將成為日本經濟支柱的公司員工或官僚，這樣的學生們卻抱持著加害者意識，理所當然會思考「我們的『日常性』恰恰支撐著這種不當的體制，所以要改變體制，就得改變自我，兩者合而為一，我們必須以這種方式展開戰鬥。」此即「自我否定」的表現。
如此，來自越戰的刺激與他們的升學競爭體驗相結合，這種現象導致他們對同時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共鳴。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的《朝日新聞》中，刊登了十六歲高中生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當時，十幾歲的青少年們自稱紅衛兵，對中層幹部的「腐敗分子」等大人們進行群眾批鬥──產生共鳴的投稿。該文敘述道：
「與我們同世代的中國青年們，即便只是中學生也貫徹以社會主義建設國家，他們指責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社會上存在著許多對政治毫不關心、只熱中於猴舞等事物的人，以及被升學考試追著跑，除了讀書以外沒有任何餘裕的人，我們日本的年輕人與他們相較，差異也太大了。確實，我覺得紅衛兵的行動有許多可疑之處，但關心政治這點，我們必須大力學習。」
話雖如此，這類學生照例是少數派，某位教師曾說過，「今日高中生把精神都集中在升學考試上，紅衛兵從一開始就不在他們關注的範圍內。」當時二十八歲的社會學者見田宗介，為了更釐清這點，於一九六六年對高中生進行「覺得紅衛兵如何？」的面訪調查。
見田面訪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高中生，除了升學高中裡只關心考試的學生以外，出現了如下的回答：「我認為日本才需要紅衛兵。」「至少紅衛兵具有我所沒有的……今天日本高中生所沒有的一些東西。我對他們既感到了不起，也感到很可怕。」「剛聽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感覺自己很能理解那種心境。長期以來，各種生活習慣已經成為社會上的一種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