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美國知識分子都視商業活動為智識的敵人，而商人自己也都長久接受這種論調，以致於到現在商人對智識的不友善已經被看成是自然的。當然，做生意與求知識的本質不同：二者追求的價值不同，一定會有衝突，而且智識對於任何機構或是權力機制來說都是潛在的威脅。但是這兩者的對立，卻會被一定程度的互相需要而稍加沖淡，因此也不到公開宣戰的地步。二者立場不同固然造成衝突，但是一些歷史的因素也促成二者間關係的升降。例如在美國工業化的過程中給予了商人在反智陣營中核心的角色，以致於其他的反智者都被邊緣化了。
若干年前《財富》（Fortune）雜誌的記者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寫文章抱怨，美國的小說家們在作品中都對商人的社會地位加以藐視。他認為在美國的小說中，商人總是被描繪成粗魯、沒有文化不知禮儀、腐敗、具掠奪性、反動與缺乏道德。在許多跟商人或商業有關的小說中，張伯倫只發現了三本是對商人形象有正面的描述：一本是由不知名的通俗小說作家所寫，另兩本是郝威爾的《拉罕傳》（The Rise of Silas Lapham）與辛克萊・路易斯的（Sinclair Lewis）《德茲沃斯》（Dodsworth）。這兩本小說的靈光一現正好證明了張伯倫的觀點。《拉罕傳》於一八八五年寫成，這時商人與知識分子間還沒有完全敵對；郝威爾在五年後出版了《橫財的風險》（A Hazard of New Fortunes），自此小說中常見的商人嘴臉開始出現，而稍後他也寫了一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文章。而辛克萊・路易斯在《巴比特》（Babbitt）中首度創造了美國小鎮上庸俗商人的形象。
張伯倫認為大體來說，小說家對商人的描述是來自於既定的刻板印象，而非實地觀察企業界運作或是對商人的深入了解。但是張伯倫的指控很可能只是出於他自己的想像。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商人作家，而當小說中的商人與現實世界中的商人不一致時，這可能是因為小說家們從未在商人世界中生活過，所以沒有機會好好觀察。其實雙方對彼此都有敵意，很難說商人面對作家的攻擊時沒有自衛或是反擊能力，或雖有但是沒有使用。
可是張伯倫的論點還是有點兒道理的：美國小說中對商人的描述只是反映了知識界一般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多半是左派或是激進派的觀點。自從內戰後美國的工業蓬勃發展，商人與文人間的疏離關係也持續加深，而且自從「新政」與進步主義時代之後，商人與自由派社會科學家的緊張關係更形尖銳。在太平時期，知識界因為沒有深陷政治衝突中，因此常自滿於睥睨商人為庸俗這樣的立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