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風暴時，二者的衝突加劇，商人對知識分子就無情了。商人與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永遠相異：一邊是一心只想著錢與權的人，只在乎勢力大小與財富多少，善於吹捧與裝出虛假的熱情；另一方則是具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美國社會文化，一心追求道德價值與素質。知識分子非常了解商人操控社會的高明伎倆把戲：商人到處都是，他們捐錢給政黨，他們擁有或是控制媒體與文化機構，他們出任大學董事會成員或是學區委員，他們也舉辦文化活動。基本上，他們遍布社會各個掌握權力的角落。
現代的商人自視為成功者與慈善家，肩負許多責任但是卻得承受某些輕浮的批評，而這些指責者甚至連企業都沒有經營過，因此商人不願意接受視他們為恣意妄行者的指控。商人們囿於福利國家的諸多冗繁措施，而這些並非出於其意願；他們感覺受到工會強勢的掣肘，而且受知識分子鼓動的大眾總是以懷疑眼光看他們。他們也許知悉，早些年時─例如鋼鐵大王卡內基時代，商界領袖多是頗具文化素養的。那時許多企業家是全國性的知名人物，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值得別人學習。但從汽車大王福特開始，這種名聲消失了。商人只有從政或是在政府任職時才會上新聞。通用汽車總裁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一九五三年當國防部長時上報紙的次數比早先在汽車界多了十倍。有錢人還是可以參政，例如甘迺迪、洛克菲勒、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李曼（Herbert Lehman）與威廉斯（G. Mennen Williams）等人，但是他們並非真正的企業家，而是繼承了大筆財富的人，通常也都有自由派的思想。
有時候商人會認為知識分子刻意塑造了一個對他們敵視的氛圍，而與其同路人一齊對他們圍剿，使他們名聲日益受損。如果是這樣，那就太抬舉知識分子的能耐了。事實上，商人的名聲不佳，主要是由於他們自己的作為：他們創設了超大型企業，卻在此巨大機構的營運邏輯下變得身不由己；他們不斷地宣揚美式生活價值與自由企業的觀念，這些觀念深入人心，以致於個別企業的成就與特色都淹沒在大眾對美國式企業環境的刻板印象中。以前是偉人創造財富（fortunes），現在則是偉大制度造就富人（fortunate men）。
其實知識分子與企業間的嫌隙有一個頗尷尬的內情，那就是許多知識分子出身於商人家庭卻背叛它。所以企業與智識間有一種不安的共生關係。對於藝術與教育的支持，美國政府遠不如歐洲政府，因而文化大部分都靠企業來贊助，但即使在知識分子大幅批評企業的同時，這種贊助也未嘗減少。於是這些好批評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就變得窘迫：他們的作品與生計是靠這些大企業設立的基金會贊助，例如古根漢、卡內基、福特與洛克菲勒等，以及一些較小的慈善基金會，但是一談到最高原則與價值時，他們馬上雙手握拳要與商人戰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