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2021年1月的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迫於共和黨議員的折磨和威逼，聲稱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這種說法其實與事實不符。新疆沒有發生種族滅絕。相比之下，1975年到1979年的柬埔寨確實發生了一場「種族滅絕」，而且那是1970年中情局決定推翻合法的施亞努政府，以及後來美國國會決定從柬埔寨撤軍的直接結果。當時居住在柬埔寨的近700萬人中，有100萬人被殺害。
中情局利用來推翻施亞努的關鍵柬埔寨領導人之一，是他的堂弟西索瓦‧施里瑪達（Sisowath Sirik Matak）親王。在柬埔寨即將淪陷之際，美國政府值得尊敬地提供他離開柬埔寨的安全通道。同樣值得尊敬的是，他拒絕「以如此懦弱的方式離開」，雖然赤柬已公告他的名字被列入準備處決的叛徒名單。他在拒絕信中說：「我只是犯了相信你們美國人的錯誤。」施里瑪達遭到赤柬公開處決。季辛吉回憶說，他腹部中彈，在沒有醫療救助的情況下3天後死去。
種族滅絕發生在我離開柬埔寨後。我的許多朋友在這場種族滅絕中喪生。我記得我問一位藥劑師朋友，如果赤柬接管，他會不會離開柬埔寨。他自信地說，赤柬也需要藥劑師。然而，他因為戴眼鏡這個唯一的罪名而被殺害。
這些可怕的故事和生命損失讓我深切體會到，巧妙的外交和了解地緣政治對避免戰爭的恐怖有多重要。當時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在柬埔寨的這一年，點燃了我對地緣政治的熱情。我在1974年6月離開金邊時，仍然決定在我的總統獎學金5年服務期限於1976年結束時放棄我的外交生涯，去追求成為哲學家並在大學教書的真正夢想。這個雄心壯志因為另一個因素而得到強化。在大學時代，身為校園激進份子，我一直在批評新加坡政府。那麼我怎能奉獻這一生為那個政府工作？
然而，身為代表新加坡的外交官，我逐漸意識到，新加坡只是列強環伺的凶險大海中的一條小魚。在保衛新加坡時，我實際上是在保衛一個弱者，對抗更強大、更危險的力量。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最後花了33年時間從事外交工作，而不是規定我服務的5年。
在柬埔寨的這一年，我經歷了極其豐富的談話和同志情誼，這些都是生活在一個黑暗無光、遭到砲擊的城市中，從悲傷和恐懼的共同經驗自然發展出來的。我也經歷過各種形式的頹廢和痛苦。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那是豐富、充實和具有啟發性的一年，它讓我朝正確的方向前進：終生研究殘酷而危險的地緣政治領域。
＊作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見證亞洲世紀：馬凱碩回憶錄》（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