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父親在集團裡的職位，他原本不該反對這兩位中國工作小組負責人的意見，因為他自己並不是工作小組的成員。如同前面所提過的，當時福斯汽車的上下層級制度非常嚴格。通常高階主管很少接受反對意見，更別說這個反對者甚至不是自己單位的人。但父親還是冒險一試。他向他們解釋，中國的面積與美國相當。中國有10億人口，是北美洲人口的3倍。他對他們做了一點計算，只要其中一小部分人對汽車有需求，這個計畫就有可行性。雖然私人用車目前只占市場的一小部分，但成長將非常快速。因為鐵路運輸受到單線鐵軌的限制，運量不足，短期內擴建既費時又昂貴。然而，我父親指出，運輸工具的需求非常大。即使在北京飯店門前──當時是中國首都唯一接待外國商務人士的飯店──客人叫一部計程車常常都要等幾個小時。至於購買力不足的問題：中國目前的工資確實很低，但是在未來幾年，會有更多社會階層的購買力會提升。
最後，我父親指出，中國絕非一個普通的落後發展中國家。那裡的貧窮確實存在。但同時，中國的工程師即使在毛澤東時期，也曾在一些國家重點計畫中證明他們具備競爭力。16年前，他們就在一片偏遠的沙漠中成功測試了該國第一顆原子彈。因為毛澤東的意志，甚至在戈壁沙漠邊上的偏遠村莊，或雲南的雨林中，也矗立著工業設施的煙囪。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是：它的潛力還沒被開發出來。
我父親怎麼會突然間對中國市場這麼樂觀？畢竟直到不久前，他自己都很難想像，中國人有朝一日會開著汽車到處跑。在人人穿毛裝、住人民公社或睡在工作單位的大通鋪的年代，卻期待一般人會渴望機動性，似乎完全不切實際。但是在上一次到中國探訪時，我父親親眼目睹了人們對這種私人便利性的需求，在長期得不到滿足之下，變得有多麼強烈。因此他堅持認為，福斯汽車在中國建廠是可行的。這樣的實驗很大膽，但對共產主義的中國來說，卻可能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在我的認識中，我的父親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一旦他決定要做什麼，就絕不輕易放棄。這樣並不一定總是帶來好結果。不過這一點我們留到後面再說。
海外投資部主管和品質管制總部主管頻頻看手表，示意他發言時間已到，但我父親不受影響，繼續試著用更多論述改變他們的想法。他說，現在已經沒有人確實知道中國人私下到底擁有多少財富，中國人不習慣把錢放在銀行裡。中國的銀行既沒有活期帳戶，也沒有儲蓄帳戶。在南京，他自己的父親是把財產以黃金的型態（這些黃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購買的）藏在臥室的木地板下。而這種情況應該不是特例。即使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黃金、外匯和其他貴重物品的黑市也一直存在。「我們絕對不能退出！」他對兩位主管說：「如果我們現在拒絕，中國的大門將永遠對我們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