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大師Robert Hutchins 說的好：通識教育就是公民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在複雜多元的社會中做「人」，做一個對於社會基本溝通、共同文化能餘裕融入的公民。成功的通識教育不只是了解自己專業以外的龐雜知識，更能對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推理、欣賞角度有相當的同理心。在Hutchins 心目中，成功的公民教育能夠增加社會的向心力，減少離心力，是公民社會平順運作的基礎。
Hutchins 教授所沒有描述的，是公民教育的學生養成環境。公民，一定是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中成長的。在此讓我仔細描繪Stanford的改變。Stanford不可否認素有「貴族學校」的氛圍，尤其是大學部學生，大部份來自有錢家庭。這些孩子由於從小到大生活優渥，對於外在提供的種種協助、幫忙、支持，比較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有錢家庭所成長的資優子女，在學業鑽研方面往往也傾向「淺層」功夫，也許考試之前苦K數小時，或是討論之時相機應變、表達得體，也就能成績良好。John Hennessy 在上任之初要求每年大學部新生至少要錄取(記得大約是)25%或則來自貧窮家庭、或則其為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由於這25%的學生不是富家子女，他們比較沒有「視外界協助為理所當然」的慣性思考。他們也特別珍惜這樣一個能夠上名校求學的機會，以「深層」投入的方式讀書、學習。慢慢地，這群為數僅1/4的學生開始影響、改變原本3/4的貴族學生。七、八年之後，史大的校風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前述故事二與故事四，其實概念都是相通的：要在一個「和光同塵」的環境，才能培養出正常的「人」，他們才能成為正常的法律人、生技人、經濟人、資訊人。在溫室裡、在許多同學們都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裡，絕對培養不出健康的公民，當然也培養不出好的領導。
當人們說「哈佛、台大是培養未來領袖的地方」、或是「一流大學要培養領袖人才」時，那可能是一個統計的敍述、可能是一種勉勵性的期待；但那絕對不表示台大或哈佛校園裡的學生，在通識的教育內涵上或過程上可以有什麼不同。如果在心理上沒有面對「和光同塵」環境的準備與認知，誤把統計敍述或勉勵期待當成一種主觀上的理所當然，那麼這個通識教育就「輸在起跑點」了。只有和光同塵的環境能夠培養公民，也只有和光同塵的環境能夠孕育真正的領導。
學生登山募款，問題絕對不是企劃書寫的不好，而在於「公民本應和光同塵」的心理認知。如果我們不了解弱勢群體的諸多不足，哪有資格做社會領袖？如果我們不知道捐輸社會的關懷初衷，又要從何切入募款企劃？如果我們把「成為領導」當成一種訓練目標，又如何期待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向心力？如果我們不知珍惜自己的一切順遂機運，又如何能像故事一中孩子那樣，真誠的回饋社會？
我們社會上有許多學生家長，都一再強調要保留「明星高中」，理由是「讓一群優異的孩子彼此激盪，能刺激出種種更優異」。所有懂得教育理論的人都不會否認資優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資優教育絕對不是「績優」教育，更不是高中階段依基測成績比序而分發的菁英教育、「鳳鷄區隔」教育，更不是「把牛頓、貝多芬、畢卡索、羅素與達爾文安排在同一所學校」的教育。而我們現在的十二年國教，就是在做這樣的事。
事到如今，台大道歉了，但是道歉的理由卻是不著邊際，令人不安。看看故事一中那位充滿人文關懷的非洲學生，台大的「領導」學程，是不是在出發點就需要調整呢？那些滿心想要培養領導的為人師者，較之於不偏愛資優生、喜歡投入東台灣偏鄕教育的畢典致詞院士，是不是又有些差距呢？從通識教育的角度看，三千寵愛集一身的台大，可曾有Hutchins與Hennessy 兩位校長的通識理念呢？而許多從小期盼子女進明星學校的家長，又哪能體會「和光同塵」教育環境的健康呢？
「登山募款」一事，似乎是台灣功利狹隘教育現況的縮影。這樣的教育，很難教出什麼像樣的領袖。Not even close.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