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唐捐與楊佳嫻兩位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對談「讀中文系的人」，這個題目引起幾篇文章接續討論。包括作家顏訥與臺大中文系教授許暉林，都對中文系的發展提出建言。顏訥〈當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從國文課綱微調談起〉、〈如何鍛造這個世代的中文系——從回應台文系出發〉二文，回應了唐捐對「中文人在課綱微調議題中的缺席」的感嘆。許暉林〈讀中文系的人〉一文，偏重討論中文系如何加強語文訓練對現代社會的應用價值。
筆者以為，中文系的應用價值固然是非常值得討論，但是如果以此回應唐捐、顏訥的論題，則似乎有誤讀之處。因為唐、顏關注的是中文系在臺灣社會的文化意義、話語正當性，而非僅在應用價值的層次上。這就是為什麼「課綱微調」議題在唐、顏的文章中有重大篇幅，而許文卻完全沒有提及。筆者循著唐、顏的話題，想更明確地指出：「讀中文系的人，應該反對課綱微調。」這不是盲從輿論，而是因為如何在此議題中選擇立場，涉及了中文人的切身利益。
臺灣第一所「中國文學系」，是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脫胎而來的臺大中文系，他在系所網站上的教學目標是這麼說的：「發揚中國文化，傳授經學、小學、諸子、文學、文獻學等專門知識，以培養學生對於中國語言、文學、學術思想、文獻資料深厚之認知與研究能力。」這種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可以說是前幾個世代中文人的共識。這種傳承使命，在鞏固「中華文化」以追求反共救國的戒嚴時代中，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自我歷史定位。但是在「中華文化」獨尊的價值觀中對臺灣本土文化的漠視，很容易演變成無形的壓制。例如已故的臺大中文系教授吳守禮，其長子吳昭新就曾公開表示父親因為以臺語研究為專長，才會屈居副教授十八年。[1]箇中真相，我們無法完全了解，然而可以推測，與神聖不可動搖的中華文化相比，臺灣學人在戒嚴時代的相對剝奪感，自然非常深重。
解嚴以後，臺灣主體性日益壯大，1995年，真理大學成立第一所臺灣文學系，使中文系在文化意識與文學研究兩方面，都出現積極的競爭對手。《文訊》曾在2001年企劃「面對文化的使命感會消失嗎？──中文系的挑戰與變革座談會」，邀請臺灣各中文系主管發表意見，其中一條題綱即為「中國文學／台灣文學」，這種危機感在戒嚴時期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當日的中文學人大多認為，只要加強中文系內部的臺灣文學課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顯示他們某種程度上，還是受制於戒嚴時代的思維，忽視了「中國」（無論是「文化的」或「政權的」）文學系在臺灣主體意識面前的尷尬地位，還是認為「中華文化」仍具有無可置疑的優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