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０年代的「布朗案」，七０年代的「羅伊案」，就是最高法院依據「第四腳註」理論，替黑人與婦女這類「孤立的少數群體」的權利，伸張且實踐的具體結果；同性婚姻合憲的判決，當然也是「第四腳註」理論的最新腳註。即使保守派大法官同僚、南方保守州以及宗教團體反對，甚至抵制，但五位自由派大法官卻在民主政治過程中，勇於承擔同性伴侶的代言角色，替他們的權利在憲法中找到根源，證實了德沃金所說「權利是王牌」的正確性，也實踐了霍姆斯大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並非邏輯，而是經驗」。
但司法審查與民主治理之間，從來就存在緊張與衝突的本質，一九五四年改寫歷史的「布朗案」，雖然在憲法層面上杜絕了種族歧視，但據統計，在判決二、三十年後，多數南方州學校仍處於隔離狀態，相關訴訟更多到讓法院不堪負荷，南方各州甚至自訂所謂的「吉姆克勞法案」，全面抵制最高法院的判決；更不可思議的是，即使在「布朗案」判決六十多年後的今天，美國的種族歧視仍未根絕，南卡羅萊納州最近發生的悲劇即是例證。可見，最高法院判決的影響力，有時而窮。
歡呼是必要的，街頭跳舞也是必要的，但歷史的教訓卻是：最高法院可以作出改變歷史的判決，但歷史的改變，或說現狀的改變，卻是一條漫漫長路，仍然需要在民主政治過程中點滴完成。
彩虹很美，但它不能祇出現在最高法院宣判的那一天。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