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一記的是，他把我們引進了作詩的大門。春天到來的季節，劉先生忽然非常熱烈地寫起詩來，而且也指導學生習作。他從平上去入四聲開始教，因此先教我們背「天子聖哲」四個字，剛好是四聲；然後又介紹我們用詩韻。當然，《唐詩三百首》中的五、七言絕句也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並不是因為這兩句特別精彩，而是因為我們很快便發現，原來他正和一個年輕寡婦鬧戀愛。這位少婦偶然到我們講堂附近走動，面帶微笑。所以詩的字面似是寫講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實是寫人的。他後來娶了她，但結局並不圓滿，夫妻生活似乎不是很愉快。
我鄉居九年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遭遇是無意中闖了一次嚴重的文字禍，幾乎送了小命。這件事在六、七十年後本已記憶模糊，但最近因為香港電台拍一部關於我的紀錄片而全面在我腦海中恢復了。香港電台翁志羽先生（已故）為了製片不辭勞苦，帶著攝影人員專程到潛山官莊去採訪我早年的親戚、族人、鄰居等。我已離鄉六十年以上，真正和我熟的人已沒有了，不過還有人記得我在十三、四歲時闖的文字禍。翁先生回來告訴我採訪所得，幫助我恢復了記憶。這件事大致如下：
在八年抗戰時期，安徽省成了桂系（廣西）的勢力，省主席李品仙是李宗仁的部下，廣西軍隊也盤踞在安徽各縣。大約在一九四三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我才十三歲左右，並未見過杜營長，也未親見他為非作歹的劣跡，但是我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詳細，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忽然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我寫狀子完全是洩憤，並不真是要送呈營長的上級，因此寫完了，便留在我的書桌上，後來我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但是無巧不成書，不知為甚麼我去了一趟舒城縣，有好幾天都不在家。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我家來詢問甚麼事，被引進我的書房，他無意中發現了我的狀子，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去看。據說杜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因此他先派人到我家來逮捕我，以便審問出真正背景。但因我不在鄉，他才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當面追究。這些鄉紳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認，都說不過是一個淘氣孩子的遊戲之作。事後有人告訴我，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營長解憂，營長喝得大醉，醉後失聲痛哭，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相關的人（包括我在內）全部槍斃。這當然是情感極端激動下的威脅語言，但當時真的把我們一鄉的人都嚇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