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本可以接近過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為榮的典範，但他們卻沒有被教會認真地去對待它們，就像對待他們自己充滿活力的可能性一樣。這正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的問題。─布魯姆
我喜歡讀比較口語化、比較生活化的演講稿。唯有洞悉宇宙人心所有秘密的智者，才有深入淺出的本事，用最簡樸最精煉的話語，表達最深邃最博大的真理。《論語》是弟子們記載的孔子日常的言談，四福音書的主體部分也是門徒們記錄的耶穌的言論，而五四時代很多學術大師的講義本身就是可以出版的專著。我也很喜歡閱讀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得主的演說集——雖然同是獲獎者，但演說洗盡鉛華、展露本相，不待一兩個段落過去，講者的精神境界便高下立現。而在當下浮躁淺薄的文化界，在電視和廣播中滔滔不絕的名嘴滿坑滿穀，但敢於將自己的講稿整理出版的，卻寥寥無幾。因為，他們說的基本都是廢話。
魯迅、宗白華、唐德剛、余英時等學人都有演講稿結集問世，講稿是從他們一生治學的成果中萃取之精華，卻又讓受過中學教育的普通人都聽得懂、看得懂。在余英時的數十本著作中，《人文與民主》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包括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講演文稿和七篇舊作。余英時很早就關注人文研究在華人社會的發展，對人文研究被嚴重忽視深感憂慮。而人文教育匱乏、人文精神不振，必然導致公民社會成長緩慢，無論是彼岸的中國大陸仍然受制於共產黨的一黨獨裁，還是此岸的台灣民主憲政在質的方面進步緩慢，都與之有著直接的關係。
人文精神是民主憲政的「背景文化」
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是作者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臺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先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提升民主體制的品質。
五四是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化的起點，此後百年華人世界的光輝與苦痛，都與五四不無關係。余英時梳理了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史，對五四一代先驅的缺失提出補充和糾正：「『五四』時期的知識領袖們堅信中國最需要的兩大精神價值是『科學』和『民主』只有在這兩大價值實現之後，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現代文明國家。就此一認識而言，他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崇拜科學有時未免過甚，竟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極端，這在所謂『科學人生觀』的爭論上表現得最為清楚。科學主義的心態使他們忽視了人文修養對於民主社會的建立所可能作出的貢獻。」長久以來，中國人缺乏執著的宗教信仰和形而上的思維方式，當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主義「大舉入侵」之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迅速與之產生廣泛和深刻的共鳴，「科學主義」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不容置疑的價值系統。現在，是到了對此加以糾正的時刻了，如余英時所說：「我的〈人文與民主〉講詞即在正式提出這一新問題。我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決不能僅限於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