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讓日本宣言投降的七十週年，當全球媒體都在討論，兩枚導致日本投降的原子彈，到底有沒有其必要性時？全球領袖中，曾經以他國人民身分參與二次大戰，仍健在並有高度影響力的領袖，就是前總統李登輝，當年以台灣人的身分參戰的他，在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李登輝從日本返回台灣。
二次大戰時，身為台灣人的李登輝，投入陸軍，他的大哥李登欽則投入海軍。李登輝在新著《新．台灣的主張》中述及：「一九四三年，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適用於台灣，想報考的人蜂擁而至。我哥哥就是第一梯次的志願兵。」當時的《台灣日日新聞》還前後採訪了他們兄弟兩人，李登欽的哥哥最後死在戰爭中。李登輝不避諱的指出：「我和哥哥都還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了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如今，這是我唯一能和大家分享的結論。」
以下為李登輝《新．台灣的主張》書摘：
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
戰後我成了基督徒，當時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是徹底的唯心論者，自認為了解「死」是怎麼一回事。「武士道的真諦，就是發現死是什麼」—正如《葉隱》的精神，為了自己的國家，就算戰鬥到死，也無怨無悔。對一個接受日本統治時代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來說，這是極為自然的想法。
當我被分發到大阪師團，便立即被派到位於高雄的高射砲部隊。當時我打算以步兵的身分遊走到最前線，和「從少年時期起，一直苦惱著我的那個生死問題」正面對決。但是，我這個學員兵的願望沒能實現。高射砲部隊沒什麼砲擊任務，空閒得很，我甚至讀了當時在日本列為禁書的雷馬克《西線無戰事》等書。
在軍隊裡，有時被反覆摑掌，或被迫洗丁字布，但我並不記得有什麼特別嚴苛的待遇。在高雄的時候，甚至還受到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中隊長特別關照。眾多新兵中，他會特別把我叫到房間，請我吃飯，對我說很多話。我們甚至還一起研究了砲擊時可派上用場的「三維數學」。
海軍特別志願兵哥哥
一九四四年，哥哥被分發到高雄附近的左營海軍基地，利用週日休假來找我。兩人一起到相館拍紀念照，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哥哥。
當時，他只對我說了幾句話：「我會被派駐到南方某個港口。你應該很快會去日本吧。那麼今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碰面了。」所謂的南方，就是菲律賓的馬尼拉。但他沒告訴我具體的去向，以免觸犯軍機。
當年，我哥哥是最優秀的巡查，任職於台灣最大的警察署。為了當兵，他拋棄了原有的位置，並且留下年輕妻子、年幼孩子離家而去。究竟，當時他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儘管到今天，距離哥哥陣亡已經七十年，我內心還是無法理出頭緒。但是我知道，當他說「要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時候，心裡是認真的。那時，我和哥哥都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如今，這是我唯一能和大家分享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