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島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的模樣
在高雄與哥哥分手後，我搭乘運輸船從基隆出發。為了躲避潛水艇的攻擊，運輸船沿著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外海淺灘航行，朝日本前進。抵達門司港時，已是我從基隆出發後的第二十一天。
中途一度停靠青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他們群聚在碼頭，臉和身體都很黑，看起來像是好幾年沒洗過澡。我在青島停留約一週，心裡開始不安地想著：「日本與中國展開戰爭，無異是犯下大錯。」眼底所見，中國人顯然過著極低水準的生活。衛生觀念等等，和日本人天差地遠。與這種生活條件如此嚴酷的民族打仗，應該不會贏吧！我認為，昭和時代的政治家和軍人，如果能夠多多了解中國的文化、社會及民族性，應該就不會發動那場戰爭了。
在東京大空襲中奮戰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到位在千葉縣稻毛的陸軍高射學校，接受所謂的預備士官教育。很快地，三月十日的一場大戰役即將到來。那就是東京大空襲。面對B-29大隊空襲帝都東京，我們的部隊不斷用高射砲猛烈回擊。在日本幹部候補兵一片慌亂之際，我這早已習慣防空實戰的台灣人顯得驍勇善戰。燒夷彈碎片劃過我的鼻子，不過運氣很好，只是輕傷。在這場戰役中，直屬高射學校的小隊長陣亡了。我立刻挺身而出，代替他扛起指揮工作。
隔天就接獲命令前往東京東部，負責整理被炸區域和災民的救濟工作。災區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確認死者名單。當時我才了解到，坐鎮現場指揮的重要性。這段經驗後來在我擔任總統，處理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時也派上用場。
之後，我被分發到名古屋部隊，那裡也是受到美軍猛烈轟擊的地區。尤其是美軍最後一次轟炸名古屋的那天，將附近工廠整個炸到片瓦不留，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悲慘至極的景像。名古屋城一帶被美軍炸成一片焦土，我們只能在城的後方搭起帳棚，野營過生活。
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我的確聽到了。播放的聲音很小，內容聽不清楚，旋即長官宣布，日本已經投降了，戰爭結束了。坦白說，我還記得當時的反應是鬆了一口氣。不過，完全不清楚以後日本會變成怎樣。兩三天後，我提出要求回京都，長官很快就批准了。回到京都帝國大學之後，沒過幾天便收到通知，要我去領退休金──一筆可以讓我在日本生活一年的大數目。可是，家鄉的祖父不斷催促我趕快回家。我也非常擔心故鄉的情況。
胞兄陣亡六十二年後，靖國神社兄弟再會
京都一帶台灣人並沒有什麼準備返國的規劃，同時期在東京則有台灣友人聚集在一起，計畫從浦賀5返國。於是，我決定到東京，借宿在新橋車站附近同樣來自台灣的陳姓友人家，等待搭船出發。附近都是廢墟，只有陳先生的家孤單矗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