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投誠者的說法如此矛盾，讓美國政府莫知所從。一方面，兩大共產主義國家交惡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美國會想要從中坐收漁翁之利。另一方面，美國人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在意識型態上會互相支援，西方若是從中挑撥離間，反而會促使他們團結對外。美國情報界慢慢形成共識─不幸的是和往後數十年一樣，一涉及到中國就研判錯誤。他們決定不採信諾申科的說詞。
諾申科遭到隔離禁錮，要等到他改變說詞才放他出來。可是，關了三年之後，他始終沒有改口。最後，某些美國分析員才敢設想諾申科的說法─中美或許有可能結盟對抗蘇聯─或許是真的。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開始在全球上窮碧落下黃泉蒐集這方面情資。我就在這個背景下被吸收。
進入中央情報局
一九六九年，美國情報界最渴望有兩樣東西可以解決這個辯論。第一是能在KGB的反間部門（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線民。第二是能有個人與蘇共政治局高層接觸。可惜，這兩者都不可能。因此，為了解決中蘇是否失和這個謎題，美國情報機關只能退而求其次。當時有個剛出道的研究生正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秘書處工作，而這個單位俄國職員奇多。
當時我年僅二十四歲，透過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的介紹，在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擔任政治事務官員。雖然是個小角色，我卻是這個單位裡唯一的美國人。我因為曾在政府機關任過職，通過安全考核，經常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國高階官員接觸，我成了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亟欲吸收的對象。
四月份某個星期一上午八點三十五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車潮疏散。掛著外交官車牌的黑色轎車排滿整條街，讓紐約市民怨聲載道。兩個月前到聯合國總部秘書處擔任政治分析員以來，這條路我已經走過許多次。然而，這一天，我的工作變了，我答應替美國政府當間諜。
我的兩個接頭對象──中央情報局的「彼得」和聯邦調查局的「史密斯」──奉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之命，盡一切可能追查來自蘇聯的與中蘇分裂有關的情報。他們並不在乎中國會是什麼樣的夥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險。我的美國同僚只專注一點：我們可以如何運用北京作為對付莫斯科的棋子。計畫進行一段時間之後，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加州聖克里門提（San Clemente）所謂的西部白宮主持一項會議，研討亞洲的未來。
如果我腦子裡存有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恐怖小說或是詹姆斯．龐德電影裡的間諜故事念頭，現實很快就將我打醒。我的化名一點也不像007那麼典雅而神秘。關於中蘇問題，最深入的報告是中央情報局厚厚的兩篇報告，題名分別為ESAU和POLO。證據正反面皆有。季辛吉的國安會幕僚對於是否應該與中國改善關係，也分為兩派。大多數人支持堅守尼克森總統一九六九年二月會議中表示的觀點，即中國是個比蘇聯更危險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部署飛彈防禦中國。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今天聞名遐邇的對中國開放政策，在季辛吉的顧問送呈給他和總統的報告裡其實還是受到反對的。有人告訴季辛吉說，尼克森或許想要訪問中國，他一口就答說：「門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