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裡，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致：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
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
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鋪。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裡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鋪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璿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樞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副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1949年前。
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啟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皓鬚眉輸我老」，下聯是「五陵裘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什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游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瑤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裡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