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
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里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裡讀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
浦江清會昆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堙妨岱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鈴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蕩氣腹中啼。」
明鏡出版的周紹昌《行行重行行》，記錄了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與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裡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裡，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裡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