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近著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也有相類觀點。書中他舉例，指英帝國擴張之時，在所羅門群島之中，英人只選最細小的圖拉吉島(Tulagi)建立據點，因為這方便他們以最低成本管理。這都呼應了三聯出版《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當中的一段話：「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並無領土野心，只是為了加強對華的貿易。一直以來，英國亦無同化香港華人的打算，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港府一般都能容忍華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過活。」
作為海洋國家，英人的權力觀，與大陸國家大相徑庭。海洋無邊界，人事經常流動，不同於大陸人事相對固定、易於行使中央集權的特點，所以海洋國家傾向以節衷與尋求合作、而非訴諸於強權與力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大陸國家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因著權力觀的不同，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人數比法人少，亦因此，法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比英國殖民地血腥與暴烈。
海洋與大陸國家之別，所以與九七前後的香港發展相關，是因為於中國歷史之中，海洋的政治重要性相對地低，中國與法國一樣、都可被歸類為大陸國家。如果有關「殖民」意涵的關鍵詞，是「支配」與「從屬」，那麼九七後的香港，其實更接近於「殖民地」狀態；有些學者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自動處於「後殖」時代，實在是捉錯用神。事實上，按內蒙作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說法，中國早已在內蒙古建立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曾企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這都是中國治下的香港、經常聽到「權在中央」一類說法的政治背景。
至於「戀殖」相類用語出現的時空，則可回溯至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日治下的台灣人希望透過學習「日本文明」、取得進步，從而抗衡日人身份政治同化與擠壓，這使日語流行。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嘗試廢除日語，遇上民意反彈，使得官員批評民眾被「奴化」、「日本化」，結果激起更多眾怒，釀成民眾大規模反政府、繼而受政府暴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
歷史似乎總是以不同方式重覆，可惜的是，很多時候，人類都不能認真從中吸取教訓。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原文刊於香港《蘋果日報》，本文為原文之增補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