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得到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傅榆一句：「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掀起風波；緊接著上屆影帝涂們以「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回應，引發兩岸網民政治認同大戰。此爭議再加上本屆大陸電影得到多數金馬獎項提名，讓台灣社會掀起「到底是金馬獎還是台版金雞、百花獎」的爭議。台灣人對此議題產生複雜的情緒，除了國族情緒發洩外，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人對本土電影產業的停滯感到焦慮。
陸片「超港趕台」 引發社會焦慮
今年入圍金馬獎的影片中，大陸方面包辦高達61項提名，強壓台灣（43項）與香港，加上近年來台灣電影產業人才出走台灣，「北漂」大陸的消息不斷，造成台灣娛樂圈空轉，即便資方有意投資拍攝本土電影，但在產業惡化、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下，台灣已出現人才斷層，除了沒有可號召票房的紅牌明星外，也罕見世界水準的電影編劇創意，更遑論高資本投資的巨型商業電影能在台灣本土生根。
勤業眾信（Deloitte）曾發表《從虛胖到結實：中國電影經歷「成長的煩惱」》報告，提到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的幾項趨勢，其中一個就是「『大製作』電影呈上升趨勢」，尤其「自2016年開始，前十大院線電影中，上億人民幣投資的影片已佔八成」；相對於大陸產業能提供鉅額資金投資影片，台灣對電影資金的投注無法比擬。據台灣文化部出版的《2016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影、電視及廣播產業》，2016年製作成本大於1億新台幣的台片僅15.38%，這在「沒錢就萬萬不能」的影視產業界，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要害。台灣電影產業之所以如此萎靡，原因在於官方的產業政策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桎梏，「政治考量先於商業考量」的非專業因素干擾下，更不可能快速建立起電影產業的根基。台灣社會年復一年地討論「金馬獎存廢」，僅止於民族主義的情緒發洩，並未深刻體認到電影產業的沉疴而提出建設性反省。至於為何政府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從其電影政策面處處凸顯對大陸的抵禦和排斥，就可看出。
台灣電影政策 無法「藝術歸藝術」
此次金馬獎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金馬獎主持人陶晶瑩在主持過程中，向文化部長鄭麗君丟出一個問題：「是不是能夠讓每年入圍的電影，給更多人看到？」點出了台灣對大陸影片設下「配額限制」的陳年問題；第53屆金馬獎典禮中，香港導演陳可辛也在台上幽自己一默，稱其監製的《七月與安生》，全台僅有金馬獎評審看過，之後該片又打破紀錄，拿了兩位最佳女主角獎，卻因沒抽到配額而延遲上映，引發台灣社會對陸片配額政策的討論，但此風波僅止於討論，並未在政府政策上產生什麼決定性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