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者、政大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曾表示，大陸將電影的配額視為如小米、鋼鐵一樣，是大陸在談判桌上的談判籌碼。這種將一地的電影配額視為談判籌碼絕非「中國特色」，台灣亦是如此。鄭麗君對於「是否能放寬配額」的問題，則強調：「大陸宣稱沒有配額限制，但有『審批制度』，加上負責引進台片的是陸方國營事業，形成雙重把關。」鄭麗君的顧慮，凸顯台灣處理兩岸政策時，意識形態至上，而忘卻了對於陸片配額制度，其實能有更細緻的作為。
另外，台灣不准陸資公司投資台灣電影，也在台灣影視產業發展形成了某些層面的阻礙。如2016年愛奇藝欲在台灣設子公司時，鄭麗君即明確表示，依照台灣現行法規，陸資投資電視、電影都是不被允許的，最後投審會也駁回了愛奇藝的投資申請。愛奇藝只得在台灣另尋合作夥伴「歐銻銻娛樂」，進行在地內容的產出與服務。
電影需服務市場 政策須服務產業
從實際層面看，陸資投資台灣的影視，可能因為「審查」制度，難以產出類似以「太陽花運動」為主題的《我的青春，在台灣》此種紀錄片佳作，但是一個成功的電影產業，應該能兼容並蓄各種題材，必須具備多元化的產能。娛樂重擊創辦人商台玉曾表示：「你可以去碰觸政治、言論，可是你就是要知道你的市場在哪裏，碰觸的目的是什麼，你的目的絕對是為了讓戲更好看，而非讓你的政治得到選票。」她更提醒台灣影人：「你的市場在哪裏，就要做出怎樣的東西，不能扭曲。」可以選擇面向台灣市場、拍本土的電影，但面向整體華人市場時，就要思考，什麼樣的題材能夠獲得共鳴？
就此來看台灣影業，既需要如這次金馬奬最佳紀錄片《我的青春，在台灣》一般，直指台灣公民運動與國族認同矛盾，卻難以在大陸上映的影片；又需要一部如《後來的我們》、《七月與安生》或是《西遊降魔篇》這類吸金大片。前者或許難以獲得陸資挹注，後者卻可藉台灣政府進一步的開放陸資投資而得到發展。同時讓兩種不同的影片能有更好發展，不就是政府應積極推動以產業、市場發展為主的政策嗎？
回到第55屆金馬奬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裏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回到第55屆金馬獎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裡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37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