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魯迅活在今天，他會是激勵中國人埋葬共產專制的最響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聲音。
魯迅今天被許多人批判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傾和加入左聯，而胡適則堅決反共，於是再以此「捧胡貶魯」。但這也不盡公平。
在當時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晰共產主義革命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歐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數。胡適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過一次蘇聯，回來就說蘇俄是「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甚至對社會主義歌頌到這種程度：「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直到1945年，胡適還給毛澤東拍電報，希望國共兩黨能像美國兩黨那樣輪流執政，跟馬歇爾一樣昏。
那個林語堂就更嚴重了，不僅當年歌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為聯合戰線鋪好了道路……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戰是準備不足的」；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而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適在台灣就以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公開認錯。林語堂後來也改變了想法。而從剛加入左聯就跟其領導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衝突的魯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蘇俄暴政的真實，他也一定（！）會像胡適那樣認錯，因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絕不會知錯之後還「一條道走到黑」。連做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和陳獨秀後來都真誠地反省了，更何況從一開始就不滿他們的魯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魯迅絕對有認識共產歧途的能力。像陳獨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產主義的錯誤，又回到推崇英美個人主義的道路。魯迅題過「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摯友瞿秋白，如不被國民黨殺害，也會像陳獨秀那樣公開認錯；他那篇《多余的話》已透露清晰端倪。他們這些人，有錯誤、有時代背景而導致的認知局限，但他們的追求是非常嚴肅真誠的、不會因功利而壓倒理念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認識到錯誤一定是敢於承認和糾正的。
深知魯迅，也了解共產黨的胡適說得很明白，「魯迅若不死，也會（被）砍頭的。」所以做出這種判斷，胡適曾跟《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當然是自由主義陣營。我對胡適這句公正評價魯迅的話充滿感激和敬意！這也是對我自己認定他倆是一對思想孿生兄弟這個判斷的佐證！
魯迅左傾，還與國民黨殺了許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關係。而且國民黨不僅禁過魯迅的作品，還幾度追捕他本人。當年在中國的時候，由於對共產黨痛恨萬分，我對國民黨曾有相當好感。但近年來隨著對國民黨在中國和台灣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來越感到，他們其實曾是一個小希特勒政權，盡管曾經反共、反紅色政權，但從本質上講，同樣是踐踏生命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陸」的旗號，實施嚴酷的專制獨裁。由此我對魯迅當年的加入左聯也更多了一分諒解。當然，無論如何，加入左聯是魯迅對「紅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個重大思想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