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箇中的癥結點，就是相對多數決下的選舉制度，未能忠實呈現個別選民的完整偏好所引致。相對多數決僅僅能就自己最屬意的人選，給予選票的支持，至於可茲替代的人選、乃至於最厭惡的候選人，在此選制底下，相關資訊完全無法被呈現出來，才屢屢出現選戰揭曉、讓選民扼腕棄保未能發酵的特殊現象產生。過往，相對多數決之所以未衍生太廣泛爭議的原因，在於我國民主化後長期的兩黨政治結構，在非藍即綠、涇渭分明的前提下，選民的投票偏好相對單一，棄保效應多半停留於黨內分裂的範疇，而非在獨立的政治勢力之間進行抉擇。但放眼當前的台灣政治生態，除了傳統的國、民兩黨，還有本次地方選舉表現不俗的時代力量，亦有站穩第三勢力的態勢，加上擺脫藍綠包袱、成為『台灣最大尾』的柯文哲一派；另外新崛起的『韓流』，是否會挾著民氣，結合國民黨中生代自成新勢力，都有待觀察。可以想見的，未來的台灣政治，只會更加的多元紛陳，涉及的議題也只會更加廣泛；在此情況下，倘若我們依舊以呈現第一偏好的相對多數選制來因應，而無法讓選民展現其完整的民意偏好，豈非枉稱為民主深化的國家。
基此，歷經本次選舉過程的種種瑕疵，在通盤檢討選務工作之餘，或許也應該重新思考選制改革的必要性。放眼國外的選舉制度，容許選民對所有選項進行排序的『認可投票法』(Approval voting)，抑或是讓選民為候選人打分數的『波達技數法』(Borda count)，都是可以參採的選項。兩種選制都可呈現選民完整的偏好序列，讓類似棄保效應下的扼腕情境可以降到最低，從而去除選戰中或然率的不確定性，使選舉真正回歸到反映民眾真實意志的初衷，而非選戰幕僚之間策略攻防的修羅戰場。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曾任勞動部機要秘書、立法院法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