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家淪為「黑五類」，從上海發配到青海、窮到同學偷拿家裡饅頭給她吃，也曾聽說過天安門事件「血跟自來水一樣噴」的慘況，只是她沒料想到，此生曲折不因中年再婚來到台灣而結束──榮民丈夫過世、她年過60做清潔工撫養讀大學的孩子，因為「拚了命白班連小夜」加班薪水超出門檻被取消低收入戶，如今又住了幾十年的老房子被告「佔用國有地」敗訴、拆屋在即，不知道接下來該何去何從。
坐落於板橋的大觀社區係歷史悠久榮民居住地，此地於1960年代被劃為國有地，居民多數只有房屋產權仍被默許居住超過半世紀，只是在1998年板橋榮民之家對居民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一群在大觀窮了一輩子的居民因為這場官司人生更陷入危機，榮民眷屬許萍是其中之一。
儘管政府提供每月1萬多元的「優惠」租屋方案，身為派遣工的她月收僅約2萬元還要養孩子，搬不走，只能繼續背負「佔用國有地」的罵名，住在客廳擠到無法行走、二樓也塞滿雜物的老屋裡。
爭議已久的大觀社區迫遷案時常登上新聞版面，他們找行政院長、找總統、甚至找新北市長候選人陳情，人們常指責他們「違法」佔用國有地，卻很少人知道這群人為何不得不「違法」，而許萍的人生，便是這個堪稱「最窮外省社區」的無奈縮影之一。
「我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丟了公務員的職務」
許萍已逝的第二任丈夫是「榮譽國民」，即退休老兵，但他們一家人的生活並不因「榮譽」之名而順遂平安。丈夫走了以後，許萍與讀高中的孩子一起生活在大觀社區老房中，客廳光是放進一張飯桌就已塞滿、幾乎只能坐下兩人，雖然有二樓，但爬上樓梯一看上頭堆滿雜物、屋頂也多年未維修，她與孩子的活動空間幾乎只有那張飯桌。
二樓的雜物是丈夫與老榮民鄰居們留下的遺物，許萍丟不掉，就如同她丟不掉此生種種曲折回憶一般。談起人生中最大的轉折，她嘆息：「我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丟了公務員的職務，丟了公務員的職務又生了孩子，真是雪上加霜，如果沒有這孩子我不會來到台灣……」
許萍原出身中國上海，在10歲遇上文化大革命雙親因為被歸類為「資本家」，一家人被趕到青海。同學看許萍只會講上海話又吃不飽，幫忙偷帶幾顆饅頭給她，同學媽媽發現此事以後特別關照這孩子，後來就轉介紹她到一處勞改農場替犯人收發信件，成為「辦事員」即公務員。
後來許萍轉到甘肅省一處國防單位繼續當公務員，但因結識返鄉探親的第二任丈夫，結了婚，就被單位開除了：「當時我們單位是國防的單位，不允許跟台灣人結婚。」她沒想過要到台灣生活，家裡也不諒解：「他（丈夫）跟我媽媽年紀一樣大！爸爸說，如果我們家裡沒吃的沒喝的、在江西河南一帶很窮的地方，嫁給他爸爸沒話講，但以我們家的條件，妳為什麼要嫁給一個老頭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