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除了教科書以外，很少研究可以在二十年內被引用到九百多次，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e Realism）一書便是其中之一。為什麼這本書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原因在於他在此書中完美地處理了四項互相關聯的問題：中國的戰略文化是甚麼？明代中國的決策者有何種戰略文化？此種戰略文化如何對明代中國的大戰略產生實際影響？以及此戰略文化存在於毛澤東中國的安全政策嗎？
在此書中，他首先區分了中國的戰略文化為儒家典範（Confucian-Mencian paradigm）與備戰典範（Parabellum paradigm）兩種。前者類似於王道，也就是當決策者在處理衝突議題時，他們的偏好排序是「盡量避免使用武力」大於「防禦性戰略」大於「攻擊性戰略」；而後者類似於霸道，也就是在除非有任何其他情境因素介入之情況下，決策者的偏好排序是將武力解決問題排在第一位，換言之，在排出任何可能選項之前，決策者早已預設了將以武力解決問題。
接著，他透過分析武經七書（三略、六韜、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證明在明代中國，甚至歷史上，占主導性地位的戰略文化一直都是備戰典範，儒家典範可以說它幾乎不存在，透過武力直接解決衝突之情況特別在中國自身國力與對手國力差距越大時越頻繁地出現。此種戰略文化並非是由國際關係無政府狀態下的壓力而來，反之是透歷史與社會學習而繼承。最後，江憶恩透過分析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與毛時代的中國的安全政策結論毛時代的中國也完全符合所謂的備戰典範之戰略文化。
為什麼現在要提江憶恩二十年前的研究？當然，江憶恩談論的是毛時代的中國，那純人治時代的中國與現今已逐漸制度化外交決策過程的中國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不同，論述是否能超越時代變化是這論點必須面對的問題。但，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信奉著毛澤東思想，很難去相信現今中國決策者不被毛澤東思想所影響。當然，假設毛澤東思想中的備戰文化仍然影響著現今習近平政府是個很大的假設，但中國在南海的作為卻一再顯示江憶恩的研究仍具有指標性。
中國在南海之作為並非是反映出無政府狀態下的不安全感，因為現今並沒有任何政府意圖從南海侵略中國。無獨有偶，中國在南海的作為恰好是在美國遭受金融海嘯後變得更加積極甚至具有侵略性，美國無力顧及南海，南海周邊皆小國，情境因素的消失與權力差距的變化使得先前被掩蓋的中國備戰典範的戰略文化逐漸浮現。
三千公尺長的人造島礁不會僅出於非軍事用途需求，一般民用飛機僅需要一千公尺長的跑道，三千公尺長的跑道已足夠提供戰鬥機甚至是長程轟炸機起降。
儘管因為南海問題，中國政府已在近年每屆香格里拉會議都遭到各國外交指責，儘管美國透過派遣拉森號進入人造島礁十二海浬之內表態不承認中國對於人造島嶼的主權主張，中國政府在實質上還是沒有太大的後顧之憂迫使他們停止在南海的侵略性作為，因為他們相信有武力選項作為後盾且美國不會真的武力介入。因此，若備戰典範的戰略文化確實存在於現今的習政府的安全政策中且一直發揮實際影響力，那麼再來不得不問的問題就是：中國若開始武裝奪取南海諸島（太平島）時中華民國政府有甚麼對策？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