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時間，一群輪廓深邃、膚色較深的年輕女子共享著桌上一袋袋飄散著陌生香氣的食物，嘰嘰喳喳地用周遭人聽不懂的語言聊著天，就像一群高中女生；而在另一邊，幾位白髮蒼蒼、坐著輪椅的老人圍坐一張大方桌，桌上盡是湯麵、粄條等食物，老人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談著，老少兩組人馬彷彿各自開著一場同樂會。幾分鐘後，門口停了一輛復康巴士，司機喊著某個名字，其中一位女子隨即喊著「阿公」，並推一位老人到門口搭車，司機一邊招呼老人上車，一邊打趣地對女子說，「你明明是從印尼來的！不要騙我從菲律賓來！」3人的互動中明確感受到彼此的默契及融洽。
2008年迄今 外籍看護工暴增5萬人
這是台北市某醫院復健部的午間時光，卻也像是整個台灣照護體系的縮影。從2008年政府推動「長照十年計畫」至今，外籍看護工人數不僅未如原先規劃地逐年遞減，反而從2008年的16萬人暴增至21萬多，增長速度遠大於政府其餘照護服務增長幅度，外籍看護工儼然已成為台灣社會家庭照顧者之外的長照主力。
儘管外籍看護工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照護主力，但各黨的長照政策從財源吵到服務人力、社區化，「外籍看護工」一詞往往僅在背景介紹時匆匆帶過，沒人去談如何保障她們的勞動權益，似乎也沒人在乎，只有在逃跑、虐待受照顧者或被虐待等社會案件發生時，偶爾佔上新聞版面；21萬外籍看護工像極了英文諺語中那頭「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明明每個人都看見了，卻撇過頭去裝作沒看到。
【案例1】陪阿嬤走最後一程 卻連葬禮都無法參加
來自菲律賓的Shane（化名）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遇見她時，她照顧的「阿嬤」才剛去世1個禮拜，Shane住到移工團體的庇護中心準備接受轉介，每當談起阿嬤時，她望向遠方的雙眼總有些濕潤，嘴裡不斷念著「a-má…我想念妳…請妳出現在我的夢中…」，不知情的人看了或許會以為她是阿嬤的親生女兒。
Shane來台灣5年了，她說自己最早被送去屏東當「illegal」（非法）的農工，每天要收成幾十公斤的玉米，但當時的雇主及仲介禁止Shane擁有手機，家人因無法聯絡上Shane而相當緊張，Shane也只能趁著空暇時間去超商打電話向家人報平安，直到有一天，Shane向到農場買東西的移工借了手機，連絡上在台北工作的移工朋友，才知道可以以跟勞工局告發做為籌碼，要求仲介將自己轉為合法移工。
命運多舛 曾當過非法農工 也遇過兇惡雇主
隨後，曾在菲律賓擔任幼教老師的Shane轉為家庭看護工，到桃園照顧一位「阿公」。她說，那個家裡只有阿公和阿公的兒子，阿公可以走路也可以洗衣服，因此Shane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打掃及煮飯。阿公的兒子就是Shane的雇主，Shane以「老闆」稱呼他，「我的老闆很兇，他沒有太太，晚上我睡覺他就會罵，時常把我叫起來，晚上我很怕他要敲我的門，我很怕、很緊張、我大叫…」。在持續的精神耗弱下，Shane最後求助於移工團體而換了雇主，輾轉來到上一個阿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