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實」到「歷史」，其實經過書寫者的選擇，今日所見的歷史不過是「曾經發生的事」之一部分。再者，歷史雖然包羅萬象，提供廣闊無垠的園地，但今天我們記住的「歷史」往往只是前者的一部分。作者為了分疏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前面幾章從學理到實踐，列舉了不少重要學者，以及生活可見的案例。
簡單地說，本書指出近代歷史學的發展，透過「類比法」(analogy)累積了豐富的成果。但是，在這個定義「相似」、「差異」的過程中，研究者其實也建構了一個我們所熟悉的知識體系，而這樣的知識體系，同時合理化我們原本擁有的知識，以及社會。譬如作者提到語言學者以詞彙、語法的相似與否，建立「語系」、「語言」、「語支」等一層層有親疏知別的語言體系。考古學者則透過器物型態(morphology)、層位學(stratigraphy)，依照考古資料間的相似與相異，建立起各種考古文化、類型的特色，在這個尋找「相似性」的過程中，人們常陷入「社會文化迷障」。
換句話說，知識體系的核心穩居核心，至於邊緣則永遠是邊緣。我們定義、尋找何者是「相似的」、「相關的」、「合理的」，以此建構一個我們所熟悉的知識體系。同時，這個知識體系又合理化我們對現實的認知。
例如在 1930-40年代，史語所的民族學者在中國西南、南方的邊疆蒐集大量的「民族文物」。這些學者所收集的，大部分是「漁獵工具」，包含獵刀、山羊網、弓箭、陷阱。雖然當地百姓實以「農業」為生，不過受到進化論觀念的影響，人類由漁獵、游牧到農耕的概念，導致民族學者傾向收集漁獵工具。這些陳列在博物館中，也強化了觀看者心目中的「邊疆」：他們是落後的、他們驗證了我們從漁獵到農耕的文化進程。
當然，人們之所以會忽略、遺忘這些細節，繼續支持這個原有的知識體系，仰賴的不只是學院裡的研究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提及的「典範歷史」。作者強調，當代最能代表典範歷史者，莫過於由國家編審出版的教科書。透過這些讀本的傳播，閱聽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一種主流的歷史詮釋，無形之中成為支持社會結構的一份子。以美國史來說，歐洲移民乘五月花號(Mayflowers)來到美洲，此一事件與其他歐洲移民來到美洲共同被認為是重要的歷史，這些歐洲移民建立憲法與國家，「征服」了印地安人，後來又有不同的移民來到美國。這樣的歷史敘事，安排了「美國人」的核心與邊緣，歐洲移民、印地安人、後來的移民。
王明珂指出，我們所看到的世界與認同的價值，實際上與當代社會關係密切。例如沿著「典範歷史」的脈絡思考，教科書呈現的畫面，區隔了漢人與其他族群，分別了不同群體的歷史，而這裡頭總有一個「核心」，大家圍著她旋轉。因此，如果受到「典範」的影響，閱聽者容易接受一套價值觀，以此品評所見所聞，我們甚至透過這些「實踐」重新加強了這套典範。例如，新聞播報了「工人會拉小提琴」的報導，將此視為「特殊的」值得上電視，而工人也一臉「靦腆」、甚或不好意思地演奏。這整件事本身就傳達了社會對於「工人應有的行為」、「拉奏小提琴的身分」兩者的定見；倘若閱聽者不加反思，照單全收，實際上是躋身進入整個循環之中：「認為工人拉小提琴很怪」暗示著懂得小提琴的人應有與之相符的社會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