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搭地鐵回到家後﹐才發現剛剛經過的史特拉福的後面一站發生了砍殺事件。當事人在企圖殺人之前高喊﹐「這是為敘利亞！」雖然當事人是無組織的個人﹐而且曾被診斷為精神病患﹐這事件仍被多數媒體評為恐攻事件﹐造成人心徨徨。不只是地鐵站的安全措施加強了﹐倫敦人進出大型公共場所的防衛心提高了﹐連美術館都警備森嚴。恐怖主義攻擊的可能性﹐已是大眾每日生活中都可意識到的。
這讓我想起了二零零五年倫敦的七七恐攻事件﹐它的社會後遺症是對他人的不信任感。好像地鐵上坐在你對面的每一乘客都有可能是自殺暴炸客。許多人的經驗是﹐一上地鐵就坐在離車門最近的地方﹐盯著每一乘客的舉動﹐抱著最壞的想法。而被懷疑的對象﹐通常是“看似”南亞裔或中東人的乘客﹐即始他們可能是土生土長于英國。昨天﹐一位巴士架駛就命令一名南亞裔乘客下車﹐因為其他乘客「覺得他看起來很可疑」。恐懼感激發並加強了人們可能原本就抱持的偏見。
而恐懼感來自這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恐攻的犧牲者。炸彈是不長眼睛的﹐不論是在恐攻行動中﹐或在西方國家發動的空襲下。Daesh(俗稱「伊斯蘭國」)的恐攻行動者不會去分辨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恐攻的對像是不分信仰的。就像西方國家發動的空襲一樣﹕它能去分辨誰是Daesh﹐誰是一般人民嗎？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有強烈的反戰民意。而十二月二日那天晚上﹐在一整天的國會辯論後﹐英國國會議員投票通過保守黨轟炸敘利亞(397支持票﹐223反對票)。六十六名工黨議員不顧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的反戰主張﹐竟投票支持保守黨轟炸敘利亞。上千名反對政府主戰政策的英人﹐在國會投票前後致國會門前抗議。他們的反對並不單純出於防範本國遭恐攻的可能性﹐更是基於人道主義關懷和反帝國主義政治。
在社群媒體上﹐英人反戰的聲音特別堅決。國會投票的結果﹐事實上是違背民意之舉。倫敦亞非學院發展研究所的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表示﹐英國普遍民意是反戰的﹐反對轟炸敘利亞。而這次上街頭抗議的人數減少了﹐他認為是由於民眾不都相信抗議行動能達到的效果。這是因為二零零三年上百萬英人的反戰運動﹐並未能阻止當時的工黨政府參與伊拉克戰爭。一般民眾這次未選擇參與抗議行動﹐和他們的無力感有關。
保守黨轟炸敘利亞為的是要摧毀Daesh﹐這個在西方伊拉克戰爭之前從不曾存在的實體。這場可能長達數年﹐消耗龐大資源的戰爭﹐對英國人究竟具有何等意義？
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是一位活躍的社區人士﹐他是知名的Cordoba文化交流協會研究主任﹐也是倫敦市區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宗教﹐衝突與合作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Conflict & Cooperation)研究員。他表示﹕「軍事行動的事實﹐就是敘利亞人民的傷亡﹐在空襲威脅下﹐人民的日子更不好過﹐更不用說基層建設的毀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