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眾媒體的普及性，政治溝通遂成為政黨競爭重要的訴求，再加上公民社會與審議式民主的崛起，使得公共政策的討論視為政治參與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內容。換言之，電視辯論已在台灣選舉過程中的焦點，其重要性與對選舉的影響，可從去年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與連勝文的電視辯論中得到深刻解釋。本次總統大選的辯論即將舉行，是否對選情造成影響，引發兩岸輿論的高度關注。
對於三組候選人而言，本次電視辯論的策略制訂，將受到選舉目標的設定、政黨政治文化、選舉中的所處的優劣地位以及個人特質等因素影響，從而出現迥異的戰略規劃與風格。
對於蔡英文而言，其目標在於追求選票極大化與立法院席次實質過半，意即民進黨的完全執政結果。因此，如何透過辯論動員中間選民或青年選票的熱情，同時催化因選情樂觀而不投票的綠營選民，應是民進黨主要的思維。由於民進黨是在野黨，在辯論立場上是訴諸變動現狀的持方，再加上蔡英文的問政形象較為保守理性，在面對政治溝通對象多為感性取向的選民時，接櫫價值理念或說明改變的理由應是最佳策略；這並不意味全然高舉抽象與空洞的意識形態，而是將價價值理念與台灣現狀具體經濟社會問題（如經濟發展、公平正義、族群融合、永續發展、環境發展等）相互結合，方能撼動人心。對於較為敏感的兩岸議題則採取守勢立場，咸信「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維持現狀」應是基本論調。
對於朱立倫而言，其目標在於拉近與蔡英文的差距，同時維繫立法院五十席的基本設定。因此如何喚起泛藍支持者的危機意識、拉動其投票誘因，並強化傳統理性的經濟選民與中間選民的認同為當務之急。但由於國民黨為執政黨角色，必須概括承受既有的執政包袱，再加上近期王如玄軍宅投資以及黨產引發的輿論爭議，使得朱立倫的策略設定顯得複雜。意即必須在國民黨的歷史遺緒、馬英九的執政現狀與未來的改革道路中取得平衡，無形之間限縮了辯論的戰略空間；一旦在這之間有所傾斜，將導致面面俱到卻都不討好的窘境。
在有限的選擇下，朱立倫或許可以採取較為積極主動的策略，一方面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檢證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的可行性與面臨的風險，針對國民黨的執政所遺留的重大問題，諸如貧富差距、轉型正義、資源分配、不當黨產等提出類似「建設性的改革」的論述，或許可以扭轉部分劣勢。事實上，朱立倫在參選國民黨主席的聲明中已有不少同質的訴求，重點在於朱本人是否願意與馬英九正面切割而已。
相對於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所遭遇的挑戰與限制，宋楚瑜則因其目標設定較為單純，再加上個人的表達能力與表演張力為三位人選中條件最優者。反而擁有較大的揮灑空間。對於親民黨而言，目前的政治目標就是在宋楚瑜個人聲望的助勢下，在區域立委與政黨票中達成席次最大化的可能，由於各項民調都顯示親民黨政黨票可望突破百分之五的門檻，因此錦上添花的意味就為濃厚。若以辯論的主軸而言，突出宋楚瑜從政的行政經歷與「省長模式」應為基本論調，在策略上將採取議題區隔的方式，在內政議題中拉民進黨打朱立倫，其後在外交與兩岸議題則將與國民黨聯手修理蔡英文，這個現象將在候選人交互詰的問過程中發酵。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辯論與政見發表最大的差異，在於論點的交鋒而非單向理念的闡述，此一功能將藉由候選人彼此之間的詰問以及公民團體的提問達成，這不僅考驗候選人對於各項政治議題與公共政策的熟悉度，更挑戰辯論者的機智與臨場反應。
＊作者為前中華辯論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