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日前以「為什麼民眾反對政府的每個政策？一個官員的反思」為題發表演說，他開宗明義就問，為何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如過去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那樣敢於做出重大經濟決策、帶領台灣經濟走出困境的人物；不只管中閔有此一問，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為何不會出現孫運璿」，可能是每一位馬政府閣員(包括馬英九)胸中的難言之痛。
從進口替代、加工出口區、九年國教一年上路、到成立工研院、發展積體電路技術等為台灣經濟起飛打下重大基礎的重大政策，都是少數人決策就付諸實行，管中閔坦承，現在懷念李國鼎、孫運璿這些巨人的身影，其實是懷念早年菁英決策模式。以前為何可以，現在為何不行?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那是個威權體制的時代，就如管中閔所說，孫運璿能擔任9年的經濟部長，單單這樣的時間，就是我們這個民主時代無法想像的，事實上，2000年到2009年共換了8位經濟部長，這是因為民主時代無法找到傑出的經濟部長?還是民主制度保護不了優秀的經濟部長?
民主比不上威權?
今天懷念孫運璿的時代，有一個許多人無法言宣的心情是，民主比不上威權，威權時代可以扺擋民粹、長期闢劃、為人民謀利，而民主時代則是聲音與喧鬧，注定一事無成；不只台灣南韓有威權懷舊，這幾年甚至有不少西方學者肯定中國，加拿大政治學者Daniel Bell的新作《中國模式:政治菁英及民主的極限》(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就是肯定中國的菁英治國，而認定民主未必比威權強。
另一位知名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形容，中國等東亞國家，早在西元前的秦朝就建立強大國家，遠在17、8世紀才建立國家的歐洲之前，中國的強國弱社會模式，國家有極大的自主空間，不必受社會力約束，因此風險極高，有可能出現如毛澤東這樣瘋狂的領導人；但遇到好的領導人(如福山所認為的鄧小平)，這種制度的表現會比民主制度更好，他們能擺脫利益團體、遊說力量的干擾，採取對公眾有利益的政策。不只中國如此，新加坡的李光耀及過去的南韓、台灣的蔣經國、日本都可歸屬於這樣的傳統。
然而，一個幹練的威權體制內在的致命傷，就如中國的歷史，「好皇帝」不可能源源不絕，這個體制無法防止暴虐無道、貪汙腐敗等各式各樣的「壞皇帝」輪迴。
民主就是強大政府、法治、問責制度全要
回首過去，擺脫壞皇帝輪迴命運的台灣其實是幸運的，我們這個時代也許不會出現孫運璿了，但並非政治人物的標準降低，反而是抬高，因為走到民主這一步，就必須符合福山所形容的民主國家三要素，強大政府、法治、及完善的問責制度。這三要素的每一步台灣都力有未逮，政府的質能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顯有不能，法治仍待建立，至於問責制度也是零碎分散；其中，最困難的就是，這三者是互相矛盾的，就如福山形容的現代民主政治奇蹟，「我們能夠擁有職能強大但同時受到法律與民主監督的政治體系。」
馬英九8年任期掌握行政立法權，民進黨痛批他是獨裁政權，這是時代錯置，就如民進黨不無矛盾的又批評馬政府無能，馬政府的無能在於無法解決政府與問責制度之間的衝突，讓幹練的閣員毫無揮灑空間，終有一事無成之嘆，但這仍然是民主的問題，也是未來每一任政府都會面臨的問題。
就如此刻疾呼國會要過半的民進黨一樣，所謂的國會過半讓總統好做事，這是民主國家選舉正常的要求；但如果未來民進黨或蔡英文要證明她有能力成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台灣社會要謹記的則是，我們仍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問責監督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