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兩個月，由於總統大選即將舉行，關於福利改革的議題再度發酵。關係到世代重分配的年金制度和長照制度，紛紛被當作質問各黨總統候選人的關鍵議題（當然，特別是社福社工學界和實務界會關心這兩個議題）。然而，除了軍公教18%、長照稅收或保險制，以及長照體系的服務能量可否到位外，似乎無法聽聞更多深入且細緻的論辯。
環顧近三十年，西方國家的福利改革，去除偏右的意識形態後，面臨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高齡少子化帶來的財政危機。然而，不管是政治參與的前分配、經濟參與的分配，以及來自社會權利的重分配，都無法逃脫前述的財政危機。重點首在一個古典的爭論議題：福利制度重視的是重分配的平等效果，還是用以修補資本主義積累制度的負向市場經濟不平等結果。但當代的關鍵卻是一個台灣甚少處理（或者說，處理得相當粗糙）的議題：性別。
換句話說，從性別的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從男性養家模式所帶出的各種舊有制度安排，包含延續著各種以男性為主的勞動職位基礎而生的職業保險制度，或者女性從事無薪的家庭照顧與家務工作現象。這在在顯示出舊有性別秩序過渡到現今性別意識抬頭的社會，就是將資本積累下男性養家模式的隱性成本，累積並放大（因為高齡化）到當今政府不得不處理的財政問題。一方面，照顧成本由原先以女性承擔的隱性成本出場，另一方面，隨著繳費者寡領受者多的隨收隨付年金制度的瓦解，讓我們面對著雙重社會成本上升的壓力。這當中至少牽涉到數個相互獨立，卻彼此關聯後產生嚴重後果的概念：資本積累制度的社會（性別）不平等、（男性的）充分就業、性別化的核心-邊陲勞動。
簡言之，在資本積累制度所導引的極端不均社會情勢下，來自社會重分配的期待因著勞動市場核心-邊陲二元區分，加重了經濟不平等的程度，最後，因充分就業和總體經濟管控企圖的瓦解，導致1.5薪或雙薪家庭數量的增長，原先以男性養家模式為基礎的福利制度，受到了資本積累禍害的侵蝕後，讓隱而不彰的各種用來降低變動成本的非典型就業（特別是由婦女為勞動力的各種邊陲勞動）、原本無薪照顧工作的有薪化（婦女外出工作的薪資需大於聘請照顧工作者的薪資），以及由極端自由（金融）經濟所形塑的財富向上吸附效果（相對於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長期誘騙大眾的滴垂效應），成就了大家「養不起不敢生」的少子化結果。
實際上，社福制度的推展有賴於全體公民的社會共識。然而，如何避免共識中帶有自利的概念，特別是在政治過程中，迎合某些特定團體利益的權力分配，就相當重要（當然，首要是讓這兩個福利制度改革成為公眾議題）。社福的實踐在於全體公民對於社會正義的期待，但我們卻無法如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所設的「無知之幕」心理道德實驗，完全達成每位公民的自利-利他互為辯證統一的期待。
換句話說，福利政策制定背後所隱含的基礎，必由各種相互衝突的利益原則導引，以完滿各種相互排斥的群體權利，而可能無法達成原先的政策目的。但如果不深入討論各種福利制度安排背後的性別盲點，以及因自由經濟體制而來的社會不均，那麼，這次總統選舉所喊出的年金改革和長照制度建構，根本無法解決兩個由性別而來的核心問題：男性養家模式過渡到雙薪模式的社會失序，以及公民對照顧工作（者）的肯認（無論是薪資水準或職業地位的高低）。如果此次總統候選人的性別關注，只在於多少女性從政、強調自己的生理性別、聚焦在自己婦運的經驗，甚至，只是分散而無法整合地關心托育政策、托老政策、婦女勞動參與率…等，那麼，在性別不均的資本積累極端社會不平等的編曲安排中，高齡少子化只是輕柔序曲，老年經濟安全成為主奏曲，照顧議題則是變奏曲，尾聲則將帶出台灣社會發展困境的高潮。令人擔憂的是：曲子無限迴圈地安可。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