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的，如果國民黨未來的國族想像共同體的主要符號是台灣，他便能夠合理結合他的選民以及論述，四大族群 (乃至於加入新移民成五大族群) 的論述便能成立。簡單講，解釋為什麼要平等照顧台灣僅有的五大族群 (台灣認同)，比起解釋為什麼只要照顧全中國六十族群其中剛好位在台灣的其中五個族群 (中國認同)，在敘述上通順得多。
但是，如果國民黨轉為台灣認同，那麼它的歷史敘述便無法自圓其說。它在台灣威權時代的霹靂手段以及抑制台灣本土文化的政策，乃至於民主年代持續的相對保守主義論述，其正當性皆是建基於上述的於危急狀態下 (under siege)，出於保護中國法統與中華道統的不得不然。若是改做台灣認同，那麼國民黨在台灣時期的整個「創世論述」 (founding myth) 會出問題，也無法為戒嚴時期統治失當之處辯護。
中左路線改革的呼喚，雖然立意良好，但是實際上走不通。這過程需要的轉變太巨大，歷史包袱也太多。即便真的轉型了，中左選民可能也要問，一樣是中左，他們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而不去支持其他的，沒有那麼多左右之間的轉型掙扎與黨產及威權統治紀錄等歷史包袱的新興政黨？
也因此，國民黨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想從事中左改革，需要國民黨至少轉化為台灣為主、中國為輔的雙重認同 (相對於馬總統的中國為主、台灣為輔的「中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一旦如此，則國民黨在台灣時期安身立命的歷史敘事不容易自圓其說。但是不從事改革、不重新做市場定位，恐怕它會眼睜睜地看著它抱持的國族認同定位的市場，隨著兩岸分離日久而逐步萎縮。若是因此而長期拿不回政權，按照許多國民黨高層選前奔走呼籲的「讓民進黨贏，中華民國就會滅亡」的邏輯，也算是「亡國」了。
當然，雖然從右轉左的轉型難度極高，但是歷史上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的案例。在美國，曾經在十九世紀代表南方白人利益的民主黨，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已經轉化為少數族群利益的守護者。但是在這條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旅程中，民主黨先後走過了南北戰爭、如同軍管的漫長戰後重建期、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戰，以及民權運動，到達終點時，已經走過了漫漫一個世紀的時間。
＊作者為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