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英國名相邱吉爾身體力行，他鼓勵人讀歷史，「因為歷史裡藏著一切智慧。」他自己寫過無數篇章，從講稿到散文，當然包括回憶錄，高壽九十一歲的他，著作等身還拿到諾貝爾文學獎。他太清楚「歷史為勝者所書寫」，「勝利」二字擺在戰場上是要擊潰敵人；擺在人生的終局，有什麼比活得比敵人久來得重要？所以這一切莫過於一筆功過在己不在人來得過癮，因為老到敵人─不論是戰場的或政壇的─都已無分辯能力。
很奇特的是，儘管歷史斑斑可考，但真能從中學到「基礎教訓」─留下材料以待來者，或者留下材料自己詮釋者並不太多。早年，在兩蔣的嚴格要求下，跟過兩蔣者，泰半謹記「所有的秘密都要帶進棺材裡」，除中研院口述歷史之外，少有人膽敢冒大不諱出版回憶錄，民主開放之後各家爭鳴，但凡充任過一官半職者（院長級為多），多少要為自己留下「無愧或無悔」的紀錄，臧否他人還在其次，重要還在為自己留下可供後人肯定的材料。
然而，這些回憶錄只能是一家之言，只能是歷史觀照中的一景，「歷史功過」二字從來不是歷史現場當事人可以定論，但不論如何，各種檔案、公函、信件、日記…都是歷史織網的一部份，從這些織網中才能勾勒出一個時代裡人與事大約的形貌，但若織網未成，則所有的材料都只能是歷史的散頁，在角落裡偶而發出低吟，卻無法為曾經有過的時代發出具象的聲音，就像甲骨文沒有王國維、顧頡剛…，就很難發展出回溯上古史的學問，做為理解華夏的源流。
換言之，材料、檔案落入收藏者之手還不夠，要讓材料產生意義，那得落入對的人的手裡，才能揭開歷史的陰霾，發出歷史之光，傅斯年治史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就是要讓歷史詮釋立足於可證之上。國防部追查五０、六０年代的檔案，鬧出好大的動靜，民間各有所好者，國防部幾乎無法阻絕已經解密且早已流失的檔案在市場竄流，不論是最終檔案是否回歸國家，或者繼續在人間，重要的還在於這一大批檔案能否成為治史者倚重的材料，為我們重新勾勒出那一段灰黯歲月的真相。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在民主開放後治制逐步完備，但對檔案成史的觀念卻益發淡薄。不要說國防部流失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外交部還流失了釣魚台文件；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主持兩蔣日記研究的郭岱君，曾為意外獲得青年黨領袖曾琦檔、以及王昇檔興奮不已，卻也低喟不已，不要說台灣人已多不識曾經策畫刺殺蔣介石的曾琦，即使呼喊著轉型正義的人們，又有幾人對深入研究王昇主持的、從王復國到劉少康辦公室有興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