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議題上格外謹慎小心
任何的理性思考都會認為「中國性」和「台灣性」應該且必須要相容。可是在感性上的真實反應卻往往事與願違：兩者的衝撞只增不減。從這個角度看，大概就可以理解鄭麗君部長在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議題上格外謹慎小心的基本用心。因此在前年(2017)10月25日的一場演講中，鄭麗君清楚地表示：「關於中正紀念堂轉型，文化部即將推出社會對話平台，她呼籲社會放下政黨歧見，共同面對歷史，因此透過審議民主讓民眾思辨為何該紀念堂要轉型、如何轉型？文化部去年提出中正紀念堂轉型，但現有《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所以必須通過修法完成轉型。」鄭麗君當時很明白地表示說，「這需要社會論述的支持，因此建立討論平台非常重要；民主是人民參與、政府帶動討論，使正義價值可以實踐，這需要時間來討論。」
然而這樣的用心，到了藍營洗腦式的轟炸後就完全走了樣，也就成了掌摑者鄭惠中口中的「轉型不義」！
然後這就又轉回到「中國性」和「台灣性」相容或相斥的問題上了。
藍營主觀上的認定：一切不符合「中國性」的說法或想法、做法都屬於不正確的「不義」。
同樣的，站在「台灣性」的立場看待，則很可能出現：一切不符合「台灣性」的說法或想法、做法都屬於不正確的「不義」。
這就必然造成兩軍陣營的對立與衝撞，這已經不是意識形態或政黨利益的爭執或吵架，而是涉及到更深層的文化認同與適應性了。
小英的諸多容忍，跟她對此問題的迷失有關
正如小英總統在上揭的演說中所作的結論：
把中國性回歸成一種人文的價值，而且回歸它原始的...它是一個客體的地位，而不是主體的地位的時候，我們更能夠平心靜氣地、更冷靜地，而且能夠更深層地去思考，我們在共同往前走的這條路上，我們怎麼去建構一個共同的國家，跟一個共同的、新的台灣。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非常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責任。
然而，小英總統當時的過度樂觀也引動了她就任總統後的諸多容忍措施，並讓台灣社會逐步進入到動盪與嫉妒躁鬱危境之中。
一個長期占據統治優勢的「統治族群」(姑且稱之為「中國性」文化思維)在淪落為「被統治族群」的失意與不甘中，已經是高難度調適性的大難題了，如果再加上對岸無所不用其極地搧風點火的統戰攻勢下，就更容易撩起暴力對抗的顛覆式情緒，而讓台灣處處埋設著不定時炸彈！
應知，懷抱「中國性」情懷的「炎黃子孫」在台灣社會裡乃是高達數百萬以上的龐大人口數。只要讓他們的危機躁鬱症被刻意引動併發，對台灣都將是嚴重的國安危機。以此觀之，鄭惠中的掌摑行為，絕對不會是單一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