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曾國藩有曾國藩的兩難，鄧小平也有鄧小平的死穴。而且，彼此同病相憐。曾國藩難以徹底，推翻滿清王朝；鄧小平無法突破自己，走出黨天下的體制；曾國藩的事功是無言的，鄧小平的改革也是失語的。歷史上的這二位改革家，全都沒有自己的改革話語。一個說，「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一個說，不討論，不爭論，摸著石子過河。
在打下天京之後，曾國藩確實具備了一舉北上、推翻滿清的條件。可是，他非但就此止步，而且還解散湘軍。當時有許多人不理解，後來有更多人不明白，曾國藩究竟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曾國藩的高山流水心自知，究竟知什麼？
要解開曾國藩此舉之謎，不僅有必要讀懂宋明理學連同孔孟之道，更有必要讀通中國歷史，亦即以陳寅恪所言「通今古之變」之眼光觀之。曾國藩是深得理學要義的一代大儒，其立功立德之成就，高於朱熹的立言，與孔子遙遙相望。理學的要義，在朱熹是講出來的，而在曾國藩則是做出來的。孔孟之道到了朱熹，已經沒有孟子天降大任的野心勃勃，也沒有董仲舒究天人之際意味，而是朱熹說的，「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正心誠意成為一個儒生的基本信條，也是有無內心修為的根本標記。
曾國藩在打下天京後的舉措，並不是一種頗具想像力的歷史創造，而是一種相當嚴謹的先聖臨摩。解散湘軍乃是周武王當年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翻版，拒絕北上含有周公當年還政於成王的風範。姬發、姬旦樹立的榜樣，在劉邦、趙匡胤、朱元璋一類的流氓皇帝是不當回事的，但在曾國藩這麼一個理學出身的大儒，卻絕對不敢造次。內聖方可外王，沒有內聖的外王，即便王成了，也不過一個流氓，流氓一個。君子有所必為，君子有所不為。後來的赴天津平定教案，是君子有所必為；而打下天京之後的拒絕北上，則是君子有所不為。這就是曾國藩所言的「高山流水心自知」之知。
放棄了北上機會雖然可惜，但曾國藩在地方上的努力，卻也不失為無心插柳之舉。這跟後來鄧小平的只做不說，似乎異曲同工。正是由於曾國藩的努力，後來出現了東南自保的地方自主獨立，致使慈禧太后所推動的義和團運動，沒有能夠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殃及全國。這樣的自主獨立，對於中央集權專制有著遠比康有為的變法更加實在更加強勁的解構力，從而最終導致梁啟超、章太炎這對死敵共同說出了聯省自治的話語，導致了各路諸侯心照不宣地走向聯省自治的格局。從曾國藩平定天京之後的封疆大吏，各據一方，到二十世紀初的聯省自治，一代代的精英，付出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人們可以說，歷史的演進是緩慢的，也可以說，歷史的演變是需要耐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