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驚人地相像。從歷史內在的連續性上說，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為相近的，乃是曾國藩的所謂洋務運動。這兩段歷史的定性甚至可以互置，即，改革開放是毛澤東時代之後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同治中興年代的改革開放。歷史真是難以捉摸，毛澤東和蔣介石全都先後學過曾國藩，卻沒有一個學成；恰恰是從來不提曾國藩，可能連曾國藩的書文都沒讀過的人，卻在二十世紀末扮演了曾國藩角色。
筆者曾經在〈論曾國藩事功的無言意味〉中指出：「曾國藩的功業沒有大到改換王朝，但他所立之德卻涵蓋了整個中國晚近歷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論中國晚近歷史》）同樣的評說，也適用於鄧小平，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徹底到改朝換代的地步，但他的努力卻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的二十世紀，簡單說來，就是從曾國藩時代經由孫中山革命轉入毛澤東時代，然後再經由鄧小平的改革回歸曾國藩式的開放時代。
與毛澤東過世後毛澤東時代由鄧小平的改革，基本上、至少在話語上終結了不同，曾國藩謝世之後，以曾國藩為標記的時代並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聯省自治格局出現之後，才毀於孫中山發動的那場在蘇聯列寧主義指導下的大一統戰爭。
曾國藩一生所做三件大事，件件有爭議，而每一件又都在以後的歷史上不斷重複。戡定太平天國為人所詬，尤其是在毛澤東崛起之後，在農民起義被毛澤東說成是中國歷史的推動力之後，幾近罪孽。創辦洋務從而開創了同治中興，也遭非議，尤其是在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時代，洋務也罷，西化也罷，全都等同於和平演變。至於平定天津教案，更讓曾國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當時的清流攻擊不說，也讓後世懷疑他的愛國情懷。
事實上，曾國藩所做的這三件大事，件件牽動著中國歷史的命脈。中國歷史究竟要不要以一次次的造反和暴動來刷新？日本明治維新式的成功在中國到底有沒有可能？以什麼樣的心態與西方國家交往、與西方文化交流？這三個歷史課題，至今依然如同三份試卷，十分嚴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鄧小平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這三份試卷的回答。鄧小平毅然決然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式的造反有理，一方面以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向國內民眾表明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一方面以出擊越南，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退出冷戰時代，不再以大量的人民幣亦即人民的血汗錢，去換取子虛烏有的世界革命領袖地位。在野蠻的窮困的專制國家和文明的發達的民主國家之間，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那樣，刻意拉攏前者，與野蠻世界為伍；而是斷然轉向後者，與文明世界為友。自此以後，從延安時期開始的留蘇傳統，改為鄧小平時代的留美赴歐時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