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拿著假護照搭飛機到利比亞，途經杜拜（Dubai）與蘇丹（Sudan）。抵達利比亞機場時，當地的人口販子跟我們碰面，立刻拿走證件，他們真的很可怕⋯⋯人口販子叫我們閉嘴，其中一個賞了我巴掌。遭受這種待遇，我們完全傻住了。這才驚覺，惡夢剛要開始。」
我在蘭佩杜沙的時間跟這三個男孩混熟了，也聽完剩下的故事。後來才知道，有數百名像他們一樣的未成年難民在海上獲救，被送到這裡。而我也漸漸明白，在遇到札希德的第一天，從他那聽來的「惡夢」，同時也是成千上萬名渡歐移民的悲慘際遇。
但對於所謂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來說，這些難民是「非我族類的他者」，這個堡壘從較富裕的西北歐國家開始，層層堆起排他防線，但最外層的防線巡邏與防禦工作，卻落在歐洲較為貧窮、邊緣的國家肩上，像希臘或義大利。這些位處歐洲邊陲的國家被迫與「非我族類」打交道。試圖橫渡地中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人數，近年不斷穩定上升。二〇一四年，共有十七萬零一百位難民自海上進入義大利，而自該年年初迄今，義大利更足足收容了四十萬名橫跨地中海的難民。二〇一六年前三個月，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增長了八成。同年三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協約，讓土耳其、摩洛哥與利比亞等國家成為「堡壘」的第三道防線，再加上巴爾幹半島國家關閉國界的舉措，導致由利比亞出發、跨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激增。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 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移民渡海的行動確實從二〇一一年起開始增加，地中海一帶卻從未出現跨國合作的搜救行動。歐盟反而挹注大量預算在保衛邊境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歐盟從二〇〇七至二〇一三年，共花費約二十億歐元（約新臺幣七百二十億元）建築圍牆、監視系統與設立邊境巡邏隊。上述大致為二〇一三年悲劇背後的時空脈絡。就像義大利裔的調查記者法布里奇奧・加蒂（Fabrizio Gatti）指出的， 第二艘船沉沒時，因為義大利與南歐島國馬爾他兩國海軍轄區交疊不清，救援才有所耽誤。最終，義大利在該年決定展開「我們的海」（Mare Nostrum）計畫。這項涵蓋國際海域的搜救計畫，每月需耗資九百萬歐元（約新臺幣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維持，但其他歐盟成員國完全沒有提供義大利任何經濟援助。隨後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我們的海」遭規模較小的「崔頓」計畫取代，並由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Frontex）負責執行。二〇一五年四月，單單一週內便有兩艘難民船相繼沉沒，共一千五百人罹難。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因此啟動「蘇菲亞行動」（Operation Sophia），旨在打擊北非的人口販運網絡。根據理事會的決議，此計畫盼能打擊地中海中部偏南／北非一帶的人口販運網絡，並辨識、逮捕與掃蕩疑似或確定為人口販子使用的船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