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進入1944年以後，盟軍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上都進入全面反攻的態勢下，國軍卻在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攻勢中丟盔棄甲。這次的失敗，讓羅斯福認清了中國沒有辦法在軍事上扮演積極角色的事實，進而於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中做出出賣中國權益，換取蘇聯紅軍參戰的決定。
本來中國作為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基地，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的計劃，也在1945年1月被迫結束。因為以成都為前進基地的B-29轟炸機，能攻擊到的最遠目標僅為九州，並沒有辦法對日本本土更重要的目標，如本州實施戰略轟炸。
所以以印度還有中國為基地，以B-29為主力對九州、滿洲國、台灣、泰國還有蘇門答臘等目標實施轟炸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於1945年初被調往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自此以後，就連支援B-29轟炸日本的角色都不再是由中國扮演了。
假若國軍擋下日本「一號作戰」的攻勢，並且從日軍手中奪回浙江衢州機場等戰略要地的話，那麼中國能發揮的軍事效益會比歷史上發揮的還要大。當然中國在地面反攻方面的作用如此有限，實在不能單獨怪罪蔣中正與國軍將領們的「消極抗戰」。
畢竟許多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之初，答應給中國的承諾並沒有兌現。這並不是美國無意兌現，而是羅斯福沒有料到美國在客觀上無法實現他給蔣中正的承諾。美國在太平洋抵禦日本軍國主義的同時，還必須要在歐洲對抗納粹德國，要支援的盟國可不是只有中國。
更何況滇緬公路已經落入日軍手中，美國也不具備客觀條件向中國提供除飛機與輕型武器之外的更多裝備。光依靠駝峰航線，根本上沒法將戰車等重武器運到中國。同時還有剛愎自用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刻意將許多供應給中國戰場的武器囤積於印度，投入他印緬戰場的反攻計劃。
史迪威是一個政治白癡，他要求蔣中正交出軍隊指揮權，還有在打仗的同時強迫中國進行改革的行為，確實是相當的不合時宜。但是從客觀角度來看，這場由史迪威指揮的滇緬大反攻，反而讓在抗戰末期呈現兵敗如山倒的國軍，藉由殲滅兩個師團的日軍贏回一些在「一號作戰」中失去的顏面。
更何況中印公路的打通，確實也讓中國陸軍有了得到更多美援物資的機會。所以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的勝利，還是相當值得中華民國國民感到驕傲，畢竟這讓國軍不至於在軍事上擊敗日本的過程中毫無表現。可是要與美軍發揮的決定性貢獻相比，國軍實在還是相差甚遠。
抗戰末期的國軍，雖然不至於像法國那麼不堪，但最多只能達到自由波蘭的級別而已。自由波蘭部隊固然參加了卡西諾戰役（Battle of Monte Cassino）以及反攻諾曼第等諸多西線戰場的重大戰役，但是他們不是擊敗納粹德國的主力，而且也沒有打回自己的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