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在2018年11月24日的地方選舉當選高雄市長後，責成他「兌現競選承諾」的聲浪不斷，尤其是親綠的陣營。此點顯示，台灣選民對「兌現競選承諾」有很深的誤解。
針對「競選承諾」到底應不應該兌現一事，筆者於2019年2月8日曾在風傳媒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標題為「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的改良芻議」，就是希望幫助社會大眾破除「兌現競選承諾」的迷思，希望不要被此言所誤導而逼韓國瑜市長「兌現競選承諾」！
因為當選者現在最應關注的是：「施政是否會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而不是「兌現競選承諾」。畢竟，當選者施政的主要目的在「為大多數人帶來福祉」，「兌不兌現競選承諾」只是次要。
「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的重點
Tony Blair （前英國首相）於2014.12.04在紐約時報上曾發表專文「民主是否已死？」筆者為了正面回應他的專文，乃從「兌現競選承諾？—民主制度之改良芻議」切入，筆者此篇文章的重點包括：
當他/她只是一位候選人時，他/她的資源有限，所以「無法正確判斷一個複雜或生疏的問題實屬正常」。然而，當他/她當選了之後，就有很多的資源可用。在資源情況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得到不同的結論也非常正常，不是嗎？
若當選後經過深入的探討後得知，「此項競選承諾或政見有極大的錯誤時」該如何？「應該更改競選承諾」！對吧？何況，競選時的議題不只一項，選民也未見得是因為此議題而投下支持票，所以也未見得期望看到該項「競選承諾」被兌現！
但當選者不得已而必須在某項「競選承諾（政見）」上改變想法時，他有責任要清楚地說明，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或「其他原因」（例如「不可行」）而改變政見。
而以「透明化」和「坦白」的態度面對「不適合兌現的競選承諾」，才能彰顯誠信，並獲得選民的諒解。（此舉也可使候選人養成講「誠信」的習慣，並避免他在競選時信口雌黃）
在民主制度下，當選者的「競選承諾」當然要供人民「檢驗」，但「檢驗」不等於「兌現」。原因在於：人民檢驗當選者是否「兌現競選承諾」，根據的是他/她在競選階段的政見；人民應該檢驗的是，當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的施政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福祉」，因此二者截然不同！
在下一次選舉時，若社會上大多數人能投票給「願為大多數人之福祉著想的候選人」，則民主制度中的「良性競爭」不難落實，而古訓中的「選賢與能」也不難實現！（尤其是「選賢」的部分）。
由美國川普總統的行為及西方媒體發佈的消息的看來（註），即使是西方國家，對民主制度中「兌現競選承諾」的暸解也不太正確！（亦即有此種誤解的國家不是只有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