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墨家究竟是怎麼消亡的呢？
不賣關子了。直接講答案：被秦國溶掉了。
這個答案，是近幾十年來先秦史逐步逼近，最後由何炳棣先生(1917-2012)大手筆總結出的。這篇論文，發表於2010年：〈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網上可以找到演講稿，完整版收錄於《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台北：聯經，2013年7月）。
這篇論文，極度精彩。當年我在往復論壇（現已關站）上瞠目結舌地讀了兩遍，感覺全身被洗滌一新好容易才稍稍平靜下來以後，感想是：我何其有幸，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見到了人家凝聚畢生功力，作出了這樣頂級的解答千古之謎的史學示範。
何先生首先從地理上考證，戰國初年魏國從秦國奪取的河西之地如何重要，再聯繫起秦獻公繼位後秦國的百廢待興，以及同時墨家鉅子孟勝率領一百八十五名墨者助楚國陽城君守城，而全數殉城的時事，進而推論：迫切想要勵精圖治的秦獻公，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墨者集團。再經由多種史料的旁證，何先生推斷，墨者入秦，就在獻公之世；《墨子》經書中記載戰守與軍紀法度的〈備城門〉篇，也應該就是秦獻公任命墨者為河西「守」（最高軍政長官）、「尉」（中級軍官）以後，在地勢複雜的河西長期操練、實戰，最後總結出來的。
何先生又推論：墨家思想的「尚同」，正合乎秦獻公的需求──將先前政令混亂、貴族各行其是的秦國，轉型成為「政制一元化」的中央集權國家。何先生又引用一個多世紀後荀子對秦國政風民俗的觀察，證明秦國的確可說實踐了許多墨家理念。《荀子》一書並不冷僻，那一段名為〈彊國〉的記載也是幾乎每一部秦史著作都會提到的，然而何炳棣先生和一般學者的差別，就在他能將大家都以為已經很熟悉（至少也聽說過）的典籍，找到極少人注意過的細節，彼此貫串起來，之後再引用這些名篇加強證據力，也使這些名篇煥發出了嶄新的光彩。
過去我們都以為秦國轉強是從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是法家的功勞，連《荀子》也這麼說；誰能想到，兩千多年以後，出了一個何炳棣，說應該再上推一世，從秦獻公招納墨家開始？
至於墨學為何式微、墨家為何消亡，何先生在結論中就給出了他的答案：
（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徵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後，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係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係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這是因為戰國期間主要國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種專長被分配到官僚機構中的不同部門，事功雖有冊籍可稽，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秦墨最無法抗拒的是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蕩，不能也不容逃脫。事實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後業已完全消融於此洪流了。從理論及事實觀點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詩書百家之禁，墨者已經完全消聲斂跡湮沒無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