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最後講解了這篇論文的標題：
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師對馮友蘭師《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三，特別提出兩項論斷。一：
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兩宋）新儒學之産生及其傳衍而已。
二：略闡由佛引起儒釋道三教混融之後，轉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説之所附繫。……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説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術族所受儒家學説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術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陳師兩項論斷皆有商榷餘地。兩宋新儒學之産生，固然是我國近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
讀到這個論點，你心頭會不會一凜？話說，陳寅恪那一輩學者，為什麼會那麼看重所謂的「新儒學」呢？大概是因為這個傳統和他們經歷的時代潮流、生命際遇，糾葛太深了，他們不願放棄這個情懷。何炳棣先生也不是沒有對傳統的情懷，然而他的學術生命，卻正是在與這情懷的負面效果作戰：老派學人和新儒家對傳統學術都還有美化的願望，作出了不少失實的空談；何先生則一秉實證的態度，剝去所有的幻想，直指政治與權力運作的本質。
是的，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什麼能夠指向自由民主的聖人、真理的出世，而是最反自由民主的專制的確立。
記得約二十年前《明報月刊》還是哪裡記過一事：台灣美術家到大陸開會，會議上提問：「對現代中國美術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有人說齊白石，有人說張大千，然後我們台灣美術家說：「都不對。在我看，影響現代中國美術最大的人，就是──毛澤東。」全場默然。
沒有人能說這不是正確答案，因為「最大」不等於「最可喜」；事實上，最大的事，往往是令人沮喪、失望的。這一則故事的年代應該是1990年前後，兩岸剛開放，大陸美術家正亟望走出毛時代、重寫藝術史的時候，而我們這位台灣的同行，便殘酷地殺了這風景，提醒大家回頭直視背後的陰影。
何炳棣先生也是殺風景。在書生們提出各種新論述，想要在這民主時代裡延續傳統文化光環的時候，何先生說：不。他繼續說：
國史上對傳統政制之本質及其運作了解最深刻的當推漢宣帝和毛澤東。
然後他引用了我們歷史系學生都讀過的《漢書‧元帝紀》中，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及1973年毛澤東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百代都行秦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