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忙著轉移股份和美金時，美金本身正大幅貶值。它忽然掉入對日圓的死亡螺旋（death spiral）。加上日本勞動工資率節節上漲，弱勢美元儼然成為我們生存的最大威脅。我們已經提升生產並分散生產來源，在新英格蘭和波多黎各增建新工廠，但我們的製造仍幾乎全在變化莫測的日本進行，以日本橡膠為主。不無可能突然出現後果嚴重的供應短缺。尤其，近來鮑爾曼鬆餅運動鞋的需求巨幅攀升。
鬆餅運動鞋擁有獨一無二的外鞋底和枕頭般舒適的中底減震墊，售價又低於市場行情（二四‧ 九五美元），繼續前所未見地擄獲大眾的想像力。不只感覺起來不一樣，或穿起來不一樣―看起來也不一樣，迥然不同。鮮紅的鞋幫，粗白的勾勾，堪稱功能和美學的革命。這外觀吸引數十萬人成為耐吉的新顧客，而其性能鞏固了顧客忠誠。抓地力和避震力優於市面上任何產品。
從流行配件到文化工藝的角度看鞋子在一九七六年的演化，我有個想法：人們可能開始穿這玩意兒去上課。
上班。
去雜貨店。
日常生活走到哪穿到哪。
這是個相當誇張的構想。愛迪達意欲透過史丹‧ 史密斯（Stan Smith）代言的網球鞋和鄉村系列（Country）跑步鞋將運動鞋轉變成日常穿著，成效有限。而這兩者的獨特性或是受歡迎程度都及不上鬆餅運動鞋三分。所以我請工廠開始製造藍色的鬆餅鞋，這樣和牛仔褲比較搭，而鬆餅鞋的銷量就從這時真正激升。
我們生產得不夠。零售商和業務代表都下跪懇求我們把能運的鬆餅鞋統統給他們。一飛沖天的雙數改變我們公司，遑論整個產業。這數字重新定義我們的長期目標，它給了我們一直欠缺的東西―身分，只有品牌是不夠的。耐吉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到了我們非換公司名稱不可的地步。我們決定，藍帶該功成身退了。我們必須組成耐吉公司（Nike, Inc.）。
而為了讓這個新名字響徹雲霄，持續成長，渡過美元走弱的難關，一如以往，我們必須提高產能。業務代表的跪求不會持續多久，我們必須找到更多日本之外的製造中心。現階段在美國和波多黎各的工廠有幫助，但絕對不夠。太舊、太少、太貴。所以，一九七六年春天，終於到了轉向台灣的時候。
誰要當台灣的先頭部隊？我仰賴吉姆‧戈爾曼，一名彌足珍貴、向來以對耐吉近乎瘋狂的忠誠著稱的員工。在一連數個寄養家庭長大的戈爾曼，似乎在耐吉找到從未擁有過的家庭，因此他永遠是個好兄弟、好隊員。例如，一九七二年，在賈夸會議室那場決定性的攤牌之後，就是戈爾曼獲派那個不愉快的任務：載北見去機場，而他無怨無尤。是戈爾曼接替伍德爾管理尤金的店面：後人難以企及的艱巨任務。是戈爾曼在一九七二年奧運資格賽穿品質欠佳的耐吉釘鞋。在每一個例子，戈爾曼都圓滿達成任務，從未口出惡言。他似乎是承擔這個最新「不可能任務」―台灣―的最佳人選。但首先我得給他上一堂亞洲速成課。所以我安排了一次旅行，就我們兩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