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皇帝與太后出洋考察的禮部六堂官就是最後這一種人【註4】。他們反對皇帝出遊海外的理由跟明朝大臣反對正德皇帝御駕親征的理由相同，都是因為皇帝過於重要，不能冒絲毫危險，否則就會引起「土木堡事變」【註5】和「奪門之變」 【註6】這樣的憲法危機，害得無數官員和百姓家破人亡，帝國元氣大傷。根據傳統，王振、江彬（明武宗朱厚照寵臣，經常構陷大臣並勾引武宗尋歡作樂）之流教唆御駕輕出的人就是奸臣。彼得大帝微服出遊可能是美談，正德皇帝微服出遊就是違憲。梅龍鎮故事——講明武宗微服出遊的戀愛故事的傳統劇目，一來破壞祖宗家法，二來置御駕於危地，三來騷擾百姓，歷來都是反面教材。皇帝粗暴地處置他們，「六堂官盡撤」嚴重破壞了先例。
慈禧擺脫她討厭的大臣，一般不敢用如此武斷的做法。她罷免大臣，一般都有說得過去的公共理由，例如張佩綸戰敗或王文韶貪腐之類。如果沒有，像閻敬銘這樣，就只能禮貌地調任。如果僅僅上書反對皇帝就要「六堂官盡撤」，張佩綸、張之洞之流早就下臺一百次了。而且無論誰下臺，慈禧總會找一個分量相近的人物接替。恭親王可以下臺，但必須有醇王、禮王接替。李鴻章可以下臺，但必須有翁同龢接替。小臣王照不顧上級的反對，唆使皇帝拋棄朝廷出遊，沒有遭到懲罰。他的上級忠告皇帝注意安全，反而丟官。皇帝隨即任命品級根本不夠資格的四京卿【註7】，將恭親王和文祥【註8】曾經享有的大權交給他們。從儒家理論和大清家法的角度看，皇帝已經將自己放在暴君—憲法破壞者的位置上了。失敗者自然會遊說太后，認為政變是一種護憲行動。
梁啟超的歷史完全不考慮這些因素，他創造了後人非常熟悉的方法。如果你擁護進步，即使違法和投機，你也是好人；如果你反對進步，即使合法而清白，你也是壞人。梁啟超的目標不限於此，他還要貶低四京卿的地位，將他們說成康、梁變法司令部的忠實執行者。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等於《紐約時報》說歐巴馬政府是他們的部下——雙方都是左翼自由派，分享許多觀點，都反對右翼保守派，僅此而已。康、梁當時非常活躍，但也只是輿論領袖，而且很少提出具體方略。四京卿需要處理具體事務，不可能依靠原則性建議辦事，更多地接受了張之洞和張蔭桓【註9】的影響。從光緒的詔書看，皇帝根本沒有把康、梁當作帝師，只是要他們去外地避避風頭，辦報紙為變法做輿論準備。很明顯，皇帝並沒有讓他們做官的打算。康、梁之所以誇大自己的重要性【註10】，原因恰好就是他們本來不是核心要人。
